“台湾民主很乱”，是很多大陆民众的看法。这是基于一个前提：台湾在政治转型以前很“静”，很有秩序，而且只要维持原来的威权体制，还会继续“静”下去。这个前提，根本不存在，不是事实。戒严期间，一个文人写领导人的传记被黑社会跨海枪决；家里藏本不该看的书，会被“涉嫌反叛”而发配偏远；看病、入学、求职、去官府办事，人人绞尽脑汁走后门；没有人遵守什么法的秩序。如今的台湾，政治的确未臻完善，社会不公不义的事情还是不断发生，但总会有人在关注，他们可能是小小的民间团体、志工，但不会有公权力敢出来剿灭他们。有党争，但不用担心公权力会堂登入室，破坏你平凡的人生路。这点乱的代价，比起那威权高压下勉强制造出来的安定假象，算不了什么。【详细】
《影子写手》几乎是一个批判现实主义的电影：围绕着是谁将英国推向伊战，经过一番调查又是CIA这个倒霉蛋。如今不批判CIA批斗谁。批判宗教极端分子可能会受到他们的激烈抗议，批判恐怖分子小心人家穿着自杀炸弹去你家拜访，批判专制政权中的独裁者当心人家外交部抗议，柿子还是要找软的捏，只有骂中情局政治上最安全——CIA总不能组织员工到导演家门口抗议吧。再说这个鼻青脸肿的CIA身上已经被踏上了一万只脚，再来第一万零一只又何妨。批斗CIA岂止安全，还华丽丽呢——观众们血管里时速500公里的正义荷尔蒙正在寻找出口，请给“打倒”这个动词一个宾语吧，一个简明扼要的宾语，一个喊起来嘎嘣脆的宾语，现在波兰斯基把这个宾语交给了观众，谢谢导演，打倒CIA，哦耶。 【详细】
为什么不能用增加土地供给、调控金融、用利率与货币等手段调节市场、平抑价格，却硬是咬着不增加土地供给的一根上吊绳，坚决不放开商品房土地的供给，反而用其他方式来打击消费与改善需求，用限价和限制购买来扭曲房价。房地产开发用地仅占当年全部用地总量的不到5%，而纯商品住宅仅用了当年占用土地量的1.5%。难道就不能拿出5%的当年用地解决商品房的供给问题？这始终是市场化的一个死结。其实，一切在商品房之外。投资总额、信贷规模、货币总量、土地的垄断与短缺、税收政策、贷款利率……但确硬要用商品住宅的价格解决商品房之外的问题，只能是天大的笑话。糊涂的政策最终只能造成糊涂的结果，把房地产这张破鼓锤得粉碎也无法解决城市化与居民住房的问题。【详细】
中国官场排名学博大精深，娱乐圈也特别讲究这一套。最近姜文执导的电影《让子弹飞》在北京做宣传时，娱记们发现，只有女配角刘嘉玲捧场，男主角葛优、周润发（此处排名不分先后）都缺席，何故？制片方透露：“主要是因为海报上的排名和位置闹出来的问题。上一款海报和这一款海报都是葛大爷排在最后，觉得有点别扭。”神木郭宝成为什么“被贬”？据说乃是因为他当年推行免费医疗属于擅作主张，没有事先向省、市领导透露，还曾因为神木模式受媒体质疑而遭到上级批评，被认为给政府抹了黑。如此看来，郭宝成应当是违反了当地官僚系统内排名必分先后的森严秩序，犯了这方面的大忌而丢了实权。政坛本是男人的天下，如今国外女性凌驾于男人之上，但这有什么要紧的呢？【详细】
刘瑜：如此优雅的平庸 
伊斯兰教是问题吗？这些年来，世界舆论和学界没少打嘴仗，代表伊斯兰说话。伊斯兰革命、反西方、恐怖主义、穆斯林女性符号…… 它们所引发的威胁又被发达的现代传媒所复制、再生产，直至被放大。作者埃斯波西托研究伊斯兰，大名鼎鼎。他站在萨义德的立场上以实证研究来“为伊斯兰说话”。他用大量数据说出了一个常识：伊斯兰世界和穆斯林是多元的，不是铁板一块；绝大多数虔诚的穆斯林是爱好和平的，都反对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恐怖主义者未必是虔诚的穆斯林，更可能是政治激进主义者；穆斯林女性对自由有自己的理解等等。他创造了一个非常著名的词“伊斯兰恐惧症”（Islamophobia），该症状使得伊斯兰被妖魔化。 【
《吉迪恩的号角》讲述的是：美国式“上访”者吉迪恩，曾经是一个惯偷，一次他所在的台球厅丢了不足百元钱，他被怀疑是作案者。在法院，他申请给他指派律师，州法官认为于法无据驳回。他“上访”到联邦最高法院那里，大法官们基于对宪法的解释，认为无论穷富获得律师的辩护，都是社会正义的必要条件。吉迪恩，歪打正着成了1950到1960年代美国权利革命 的弄潮儿，正是在这场伟大的民权运动中，黑人、妇女、刑事被告、同性恋、残疾人这些一度受到歧视的边缘群体开始觉醒、呐喊，为自己的平等权利而抗争。“刁民”吉迪恩代表了获得相同正义的伟大原则，我们所享有的许多宝贵权利往往就是由这种人争取的。 【
曹禺自述道：屡次有人问我《雷雨》是怎样写的，或者《雷雨》是为什么写的这一类的问题。老实说，关于第一个，连我自己也莫名其妙。第二个呢，有些人已经替我下了注释。这些注释有的我可以追认，——譬如“暴露大家庭的罪恶”。但是很奇怪，现在回忆起三年前提笔的光景，我以为我不应该用欺骗来炫耀自己的见地。我并没有显明地意识着我是要匡正、讽刺或攻击些什么。也许写到末了，隐隐仿佛有一种情感的汹涌的流来推动我。在我发泄着被抑压的愤懑，毁谤着中国的家庭和社会。然而在起首，我初次有了《雷雨》一个模糊的影象的时候，逗起我的兴趣的，只是一两段情节，几个人物，一种复杂而又原始的情绪。 【
这本书的文字书写从二十世纪初到我们所处的二十一世纪，西方音乐人如何用音乐制造噪音，以反思时代、纪录历史，或者追求改变社会。从狄伦到U2，除了深刻分析这些重要音乐人的创作理念，本书也试图刻划不同历史阶段的社会反抗史：从二十世纪初的美国资本主义与工运早期阶段、三四十年代的左翼运动、五零年代的麦卡锡主义，六零年代的反战运动、民权运动，七八零年代的经济转型和里根的新自由主义，以及九零年代的全球化/反全球化、战爭与和平、发展与贫穷。所以这本书的读者不只是摇滚乐迷，而是一本反抗的文化史。《时代的噪音》则以更诗意的文字与更深刻的分析，深化我们对摇滚文化、抗议行动与历史变迁的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