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企的绝对优势 国家做股东
国企背后的股东是国家，或者说广义上的政府。国家具有我们普通人或私营企业没有的优势：国家包括议会，有权修改法律。如果国家觉得某个规则对国企不利，就可以修改规则，使国企处于优势地位。此外，国家还有解释法律的权力、司法权力和行政执法的权力。如果一个公司背后的股东拥有立法权、法律解释权、司法权、执法权以及合法使用暴力的权力，那么，这个公司怎么可能会和没有国家背景的市场主体平等竞争呢？
市场经济下 国企和民企无法平等
以国有经济唱主角的国家，不可能是市场经济国家。市场经济的第一原则就是自由选择，是规则对所有参与者平等。但是，因为国有企业的股东是国家，这就使国有企业在法律面前比民营企业更为优越。非国有企业、私人企业无法在法律和强制力面前与国企平等。一个国家如果国有制一枝独大，长此以往，即使起初是法治，也会慢慢腐蚀蜕变。
国企介入的行业 规则必遭破坏
任何一个行业，如果以前只是民营企业，那么，国有企业介入之后，规则很可能变得不平等，法治的精神就要遭到破坏。国家在经营企业的时候既做裁判又做运动员，角色的冲突是非常明显的。 当国企背后的股东是国家，国企进入哪个行业，哪个行业就无法有完善的法治和平等。这些现象，最终 必然腐蚀社会文化，破坏法治精神。
计划经济时代 公民权利为何消失
当只有国家可以提供饭碗的时候，公民怎么可能去跟政府谈权利？当你没钱、没饭吃的时候，你不可能 有底气去伸张你的权利，因为一旦国家权力的具体代表—— “领导”不高兴，你的工作、住房、养老、医疗以及子女教育，全都没有了。计划经济时代，公民权利就是这样消失的。相比之下，如果政府没有 国有资产，没有过剩的收入，政府就得从老百姓手里要钱，在那种状态下，老百姓才更有伸张自己权利的可能。
历史验证：穷政府催生法治
我们可以把公元1600年时的国家分成两组。一组是国库里存钱很多的国家；一组是钱很少的国家。后来谁发展出民主法治了呢？前一组国家只是日本通过明治维新走上了宪政民主的道路，其他几个当时政府富有的国家，都没有发展出很完善的民主法治。而当年是穷政府的国家，现在的民主法治运作得最好。从这个方面看，穷政府不是坏事，这是政府不能拥有太多财产和收入、不能经营企业的另一个原因。
量化验证：政府越穷 法治水平越高
运用新政治经济学的量化方法，按照从1970到1991年每个国家对国有企业的投资占GDP的比重，把64个国家分成三个等份组。结果发现，国有企业投资占GDP比重越高的国家，其法治指数就越低。在收集的72个国家的数据里，，政府开支占GDP的比例越高，法治水平就越低。 一国的法治水平与其政府可以花费的收入成反比！在这72个国家里，还可以发现，政府开支相对GDP的比重 越高，腐败越严重。这也很好理解：如果政府没有钱，即使官员们想腐败，也腐败不起来，没有让腐败滋生的基础。
以英国为例：穷政府VS民主
从英国王室财产收入的多少，我们就可以看到英国王室什么时候会很专制，什么时候不那么专制。1688年前的英国，只有议会可以控制国王腰包的时候，国王才会就范于议会的要求，接受对王权的制约，否则，一旦王室有钱了，国王的权力就会膨胀；国王就越用不着议会，议会权力就弱；反之，就越受制于议会。 英国王室跟议会（即民间权利的代表）的长期权力博弈经历了多个来回，但在每次王权的收缩与扩张周期中，关键的决定变量是王室的自主财务实力。
国企改造事关经济效率，更事关民主法治
回过头来看，国有制是什么意思？就是让生产资料都由国家来掌握。如果当年英国可以推行全面的 国有制的话，我相信英国的国王在那时一定会认为英国对他像天堂一样。因为那样的话，他就用不着求 议会了。没有什么制度安排比全面国有更有利于国王的为所欲为了。 “富政府”之下，权力会压制权利，而“穷政府”使国家权力有求于老百姓，权力才可能让位于权利。 因此，我们应该看到，国有企业的改造不仅是一个经济效率的问题，更是一个事关民主法治的问题 。
思考：公有制国家的独特制度
如果去了解一下近现代史，我们就可以发现，凡是有过公有制历史的国家，社会制度都有一些独特的基本特征，比如前苏联、前东欧、计划经济时期的中国。相比之下，那些法治比较可靠的国家却是另一种情形。为什么？这应该引起我们的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