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东样本：土耳其民主化80年

    始于阿尔及利亚的反政府运动，经过突尼斯的放大，已经演变成席卷整个中东的政治风潮。目前，这场沙漠风暴还远未过去。一旦风暴消歇，留下的会是什么？这些国家的前途会是怎样？

　　现在就做出评判显然为时过早。不过，中东地区有三个国家的民主化历史可以作为借鉴。突尼斯、埃及等国的未来，大抵逃不出三种结局：世俗化民主的“土耳其模式”、宗教色彩浓厚的“伊朗模式”和国内冲突不断的“黎巴嫩模式”。而中东地区最早的民主共和国——土耳其的政治发展史，可以作为观察中东政治风潮的一面镜子。

　　土耳其的前身是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第一次世界大战奥斯曼帝国战败，随即瓦解，土耳其本土也遭到西方列强和邻国的瓜分。1919年，当时的青年军官凯末尔发动了追求民族独立与世俗民主的“凯末尔革命”。1921年，土耳其议会宣布废除政教合一的哈里发制度，并推出一系列改革措施，次年开始实行代议制民主，建立了中东地区第一个民主共和国。

　　凯末尔实行了全盘西化的改革，包括“服饰革命”——规定所有公职人员穿西装、禁止使用阿拉伯文并创制新文字、参考（实际上基本是照搬）瑞士等国经验制定法律体系等。

　　不过，虽然名为“代议制民主”，但是在土耳其民主化初期，一直是共和人民党一党执政，凯末尔本人则依靠其政治威望进行统治。1931年，土耳其更是明文规定，共和人民党和国家的机构是一致的，党的总书记就是政府内务部长，各省党的领导人同时担任该省省长，党主席就是共和国总统。凯末尔本人一直身兼总统和党主席直至逝世。

　　凯末尔逝世后，其革命时期的军事助手伊诺努继任总统和党主席，并宣布土耳其是“一个政党、一个民族、一个领袖”，权威体制达到了一个高峰。不过，多少出人意料的是，正是伊诺努自上而下地发动了民主化运动。1945年，土耳其开放党禁。这一举动部分是迎合美国。

　　不过，开放党禁带来的第一个后果是伊斯兰政党的复兴。在凯末尔时期，宗教势力被严格限制参与政治。但是，延续近千年的伊斯兰传统，不是一纸禁令能够抹杀掉的。一旦政治松动，就会出现宗教情绪的反弹。哪怕是非宗教的政党，为了拉选票，也纷纷以宗教为号召吸引选票。

　　1946年，前政府总理拜亚尔另组新党民主党，并在1950年通过宣扬宗教主张赢得议会选举。民主党取代了共和人民党成为第一大党，拜亚尔取代伊诺努成为土耳其第三任总统。

　　然而，上台后的民主党很快就对民主制度“过河拆桥”，步了一党独大的后尘，而且比共和人民党采取了更加严厉的专制措施，包括关禁报刊、禁止其他党派活动、镇压政治对手等，在党内也不允许出现不同声音。1960年，民主党更是通过一项法令，禁止所有政治活动、封禁报刊和关闭大学等等。这项法令激起了反对派的不满，更重要的是，触动了悬在土耳其政坛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军队。当年，军队发动政变，推翻了民主党的专制统治。

　　在一年半的军政后，军政府还政于民，开始了土耳其历史上的第三次民主化。

　　其后，土耳其由正义党执政，政局总体较为平稳，经济发展也较快。但是，正义党依靠宗教力量，在上台后实行亲宗教色彩的政策，比如大规模修建清真寺、开办宗教学校、重新强调教规等。这引发了土耳其军方于1971年、1980年两度出手干政，并于1980~1982年再次实施军政。

　　1982年，土耳其军政府颁布了新宪法，第四次实施民主化，建立了多党制、半总统半议会制的政治制度。新宪法还规定，最高法院可以取缔任何反世俗的政党。此后，土耳其逐步放宽了组织政党等限制，完善和发展了民主制度。

　　不过，此轮民主化的结果是，宗教色彩浓厚的政党逐渐“上位”。1983年，土耳其繁荣党成立，曾主张按照伊斯兰教教义治国，并联合伊斯兰教国家与美国和西方对抗。1996年，立场变得温和的繁荣党通过选举执政，但不久就被军方赶下台。

　　目前，在土耳其执政的是正义与发展党，即重组后的繁荣党。虽然该党在土国内被认为是亲伊斯兰宗教的政党，但是在上台后，世俗化倾向并未有根本改变。在该党的领导下，土耳其加快了向欧盟靠拢的进程，不过也因土国内政治等问题与欧盟有意见不合之处。2010年，该党发动了全民公决，削弱了军队和司法的权力。这被一些人认为是发展了民主，但也有人认为，军队和司法这两大维护世俗的力量被削弱，将有利于伊斯兰政治势力。

　　纵观土耳其在民主革命后的政治发展，充满了专制与民主、宗教与世俗、军队与政党之间的互动。其间的进程错综复杂，以至于无法笼统概括。然而，仍然可以从中得出一些趋势性的分析。

　　第一，土耳其政治的大方向是世俗化和民主化。凯末尔革命的精神已经给土耳其这个民族深深打上烙印，以至于虽然曾涌现不少强人政治和军人政权，但是谁都不敢轻易动“民主”这面大旗。另一方面，虽然数次出现伊斯兰教政治势力高涨局面，但执政的宗教政党必须在世俗与宗教之间小心地保持平衡。

　　第二，虽然大方向是世俗化民主化，但是过程却极为漫长，进程不断反复，其间经历颇多曲折。比如，凯末尔及其继任者虽然是民主革命的产儿，但他们的统治却是权威主义的强人政治。又比如民主党通过民主化取得政权后，却变本加厉地实行专制，出现了制度性倒退。再比如军队曾四次干预政治，虽然目的都是为了维护世俗化改革方向，但是手段却是以非民主的形式。土耳其民主化能够（至少目前来看）取得一定成绩，很大程度上要拜关键人物在关键时刻的抉择所赐，很难说是“历史的必然”。

　　第三，世俗化与民主化之间存在悖论——老百姓可能把票投给宗教色彩较强的政党，军队等看似“独裁”的力量反倒维护着民主政体。这种被一些西方人称为“绑架式民主”的现象也曾在伊斯兰世界其他国家出现：1991年的阿尔及利亚和2006年的巴勒斯坦都曾出现宗教极端势力赢得多数选票的情况。本来，只要程序合法，赢得选举的政党组阁本是代议制民主的题中之义，无论其宗教色彩如何；但是，宗教的意识形态和政体的意识形态往往并不兼容。

　　在土耳其政治中，军队一直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形成总统、议会（政党）与军队之间的某种“三权平衡”。土耳其宪法规定，军队行使着捍卫世俗主义与民主政治的使命。虽然军队曾经四度干政，但其方向却是良性的。这一点恐怕是土耳其独一无二的特色，但也最难于模仿。

　　从政教合一，到全盘西化，再到伊斯兰复兴，最后在民主政治与伊斯兰传统的平衡中探索适合自身的道路，土耳其长达80年、并仍在继续发展的政治转型是中东国家的一个典型。从整个过程中，或许可以窥见中东政治未来发展的某种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