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洲和中亚高加索成为大国主要博弈区

　　编者按：在金融危机的影响下，当今国际关系、国际格局、国际秩序正处在新一轮调整变化之中。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院长季志业认为，当前大国间的依赖度越来越强，但竞争的领域也在不断扩展；中俄之间有必要围绕金融、海洋、太空、网络信息等领域共同面临的安全问题开展合作。

　　进入21世纪，特别是始于2008年的世界金融危机，促使大国关系发生深刻变化，这一变化虽不如苏联解体、冷战结束那么富有突发性和戏剧性，但对国际格局变化的影响同样深刻。如果说冷战结束标志着两极世界的终结，那么尚未告终的金融危机则预示着世界多极化不可逆转，大国关系变化正是这种趋势的“迎春花”。这种变化部分是由于中俄两国发展的结果，同时也为中俄关系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与挑战。

　　一、当前大国关系的特点

　　一是大国俱乐部迅速扩大。

　　近10年有世界影响力的“大国”明显增多。冷战结束后的第一个10年，国际事务基本上由加拿大、德国、美国、法国、意大利、日本、英国等国组成的七国集团所掌控。2005年八国集团与中国、印度、巴西、南非、墨西哥5个国家形成“8＋5”机制，2008年二十国集团成为解决全球问题的新的大国俱乐部。

　　2008年下半年，随着美国金融危机爆发并向全世界迅速蔓延，建于1999年的二十国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发生了两大变化：会议级别从财长、行长上升为国家元首；会议性质由国际经济合作论坛上升为解决全球金融和经济问题的政策协调会。这20个国家和国家集团代表了世界2/3人口和3/4世界生产总值。尽管不能确定，二十国集团在多大范围内、多大程度上解决国际事务，但至少不再由少数几个发达国家说了算，而是由更多的新兴力量参与进来。

　　二是大国经济实力迅速接近。

　　2000－2009年，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由9.8万亿美元增加到14.3万亿美元，增长了约31%，但与多数大国相比，其相对速度放慢。除日本外（2000年为美国经济的49.9%，而2009年降到35.4%），其余各国经济与美国相比均有所上升。2000年，德国经济是美国经济的19.1%，英国是14.4%，法国是13.2%，意大利是10.9%，加拿大是7.0%，西班牙是5.7%；而到2009年，德国经济是美国经济的22.7%，法国是18.5%，英国是15.4%，意大利是14.4%，西班牙是10.1%。与新兴国家相比，美国的相对经济实力下降得更快。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在2000年是美国的11%，2009年是33.3%；巴西从6.1%增至10.4%；俄罗斯从2.6%增长为8.8%；印度从4.6%增加到8.7%；墨西哥从6.0%增至6.1%；韩国从4.6%增长为5.6%；澳大利亚从4%增加到6.4%。新兴国家不仅缩小了与美国的差距，也缩小了与其它发达国家的差距。以2009年与2000年相比，中国从世界经济第7位，提升至第3位；巴西从第9位上升至第8位；俄罗斯从第16位上升至第11位。

　　三是大国相互依存迅速增强。

　　中国与各主要大国的贸易增长最快。2000年，中国与欧盟贸易额为723.3亿美元，中美为744.7亿美元，中日为831.7亿美元，中俄为80亿美元，而中印仅为29.1亿美元。到2008年，中欧贸易增长5.9倍；中美增长了4.7倍；中日增长3.2倍；中俄增长约7倍；中印增长了17.8倍!

　　中国与各国相互投资也同样增长迅速。1979-2007年，中国实际使用外资7602亿美元；截至2009年底，中国累计对外直接投资也超过了2200亿美元。

　　中美经济关系更加紧密。中国是美国最大的债权国，中美互为第二大贸易伙伴，金融海啸后，中美相互依赖比重已经从世纪之交的65：35，变为60：40，或55：45。

　　“9 11”后，面对国际恐怖主义威胁，各大国在安全上相互依存也愈加突出。虽然俄美存在种种矛盾，但当阿富汗局势再度恶化时，俄罗斯再次为美国向阿富汗运送物资提供通道，表明双方在防止阿富汗局势失控、防止塔利班卷土重来的问题上利益相同。

　　四是大国关系模式加快转变。

　　进入21世纪，大国之间正从以拼实力、建同盟、搞对抗为主的关系，向以对话、协调、合作、竞争为主的关系转变。

　　大国在双边关系中建立多层次、多领域的会晤、对话、合作机制成为当前大国关系中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中俄两国最高领导人从90年代的每年会晤1－2次到现在的4－6次，总理会晤至少2次，副总理级会晤60－70次，副部长级以上会晤400－500次。这种多层次、高频率的会晤使得中俄双方能够及时发现双边关系中出现的问题，不断协调各自的立场，保证关系健康发展。

　　中美之间也建立了一系列会晤和对话机制。2009年胡锦涛主席与奥巴马总统3次会晤，创下两国元首年会晤次数的最高记录。中美2005年开启的战略对话和经济对话，到2009年升格为战略与经济对话，层次高，人员多，内容广。

　　俄美、俄欧、美欧、美日、中日、美印、日印等大国之间也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双边对话、合作机制。这些多边机制把各大国网在一起，各方总能找到对话渠道、平衡框架。

　　传统的同盟关系正出现松动，酝酿变化。北约内部的一致性已不是“牢不可破”。美日军事同盟正面临调整。

　　五是大国竞争领域大幅拓展。

　　其一，新一轮军备竞赛加剧。2010年与2009年相比，美国国防预算增加10%（6800亿美元）；俄罗斯增加3.4%（约430亿美元）；日本年增长3%（约523亿美元）；印度增长了近20%；韩国增加8%。各国增加军费主要用于新型技术装备的研发和配备。

　　其二，非洲和中亚高加索成为主要博弈区。进入21世纪，美国总统布什、奥巴马都访问了非洲，宣示了美国对非洲政策；法国总统萨科齐二访非洲，许以未来5年提供25亿欧元资助；日本首相森喜朗、小泉纯一郎德仁皇太子访非，对非援助居西方前茅；俄罗斯总统普京、梅德韦杰夫相继访非，免去当地上百亿美元债务，签署数十亿美元的合同；印度制定了“聚焦非洲”计划，支持企业投资，10%的进口石油来自尼日利亚。

　　中亚和高加索也成为大国关注焦点。美国发动阿富汗战争，在中亚建立军事基地，提出“大中亚计划”，以削弱俄罗斯的影响。俄罗斯不得不在中亚加大经济和文化投入，恢复和扩大军事存在。

　　其三，大国在新领域抢占先机和制高点。各大国纷纷制订新的海洋战略，发展海军，抢占有争议海域并拓展海上专属经济区，加紧开发深海资源，抢占海峡、海湾、海角等海上通道。近年来，俄罗斯、美国、加拿大等国围绕北冰洋的主权之争越来越激烈；日本与中国争夺东海专属经济区；英国与阿根廷围绕马尔维纳斯群岛的主权之争再次爆发。

　　太空也是大国争夺的新战场。进入21世纪，美国加快了太空军事化步伐，出台了“先发制人”的太空战略，甚至进行大规模的太空战模拟演习。俄罗斯、印度、以色列等国也迅速提高太空卫星监视和干扰能力，并开发摧毁卫星的激光技术。

　　网络虚拟世界已成为大国竞争的现实战场。各国均把掌控“制网权”视为维护国家安全、保障国家竞争能力的基本任务。美国是世界上第一个提出网络战概念并将其应用于实战的国家，在全球88个国家和地区的4000多个军事基地拥有超过1.5万个电脑网络，近日有上千人编制的网络司令部正式启动。2009年6月，英国设立网络安全办公室和网络安全行动中心。韩国计划在2012年前创建一个拥有400－500人的网络司令部。

　　创新经济是大国竞争的优先领域。2005年10月，欧盟通过“研究与创新战略”；2007年6月，日本内阁正式通过《创新25战略》，重点开发新能源与节能技术、纳米和新材料、生命科学、数字化技术；2009年9月，美国发布《美国创新战略》，以恢复基础研究领先地位, 发展先进的信息技术生态系统，催生新兴产业；2009年11月，俄罗斯总统强调发展创新型经济，最新的医学、能源和信息技术、太空通信系统、节能为主要领域。

　　二、中俄关系面临新的发展

　　第一，中俄两个新兴大国，在大国关系和新的国际格局中处于上升势头，两国的影响在扩大。因此有理由说，中俄加强合作就能在新的国际格局形成过程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与此同时，如果中俄两国能够与印度、巴西、南非、墨西哥等新兴大国开展更密切的合作，那么对形成新的国际格局的影响将是决定性的。从这个视角出发，中俄应该努力推动“金砖四国”在重大国际问题上进行沟通、形成共识，并尽可能将更多新兴大国纳入“金砖四国”机制，促进国际关系体系的开放、公平、民主。

　　第二，中俄两国都把“创新经济”确定为未来发展目标，我们有理由相信，如果两国在“共同发展”的基础上进一步推出“共同创新”、“共同现代化”的战略目标，充分发挥两国在技术、资金方面的优势，就有可能比其它国家，包括那些发达国家更快走出一条“创新经济”的道路来，为两国人民谋福祉。

　　第三，中俄两国应该在上海合作组织框架内开展更加密切的沟通与合作，应对中亚地区出现的安全、稳定、发展问题。安全领域既存在外来军事影响力扩大的问题，也存在“三股势力”、毒品走私和有组织犯罪等问题；政局和社会稳定也始终是困扰中亚各国的棘手问题，中俄应该通过合作，以政治、经济、外交多种手段，帮助中亚各国维护稳定；为了保障中亚的安全与稳定，极为重要的是通过与各国合作推动当地经济发展。只有经济发展了，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了，才能铲除滋生“三股势力”、毒品走私和有组织犯罪的土壤。

　　第四，中俄之间有必要围绕金融、海洋、太空、网络信息等领域共同面临的安全问题开展合作，尤其应在联合国框架内，就保障各国在这些领域的公平竞争，共同探讨并提出国际法草案，避免无序的竞争。（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院长　季志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