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志强的性情人生：他只向谁服过软

　　赵晓航和任志强，从13岁到18岁，从同学到知青，那几年一直待在一起。他说任志强在学校也是不怎么合群，不是那种能凝聚一帮小兄弟在一起的中心人物。他往往是个少数派。

　　包括任志强、赵晓航、毕京京等在内，在延安郭庄共有七名北京知青。一次麦收过后，赵晓航等六名知青一致主张要吃一顿纯白面馒头，陕西人叫馍。“这也没有什么指责的，大家都渴望吃，而且是自己的劳动成果。但任志强表示了不同意见，他建议吃两面馍或三面馍，就是面粉夹杂高梁等其他粗粮一起吃。我们就是不理解，由此，就发生了一场论战，争到底该吃什么。”赵晓航说。

　　但任志强坚持他的观点：细水长流，粗水不流。

　　“最后咱们到底是吃了两面馍或三面馍，还是吃白面馍不记得了，但这场争论记得很清楚。任志强是少数派，当时是1：6的局面，但他坚持自己的观点，不管别人对他有什么看法。”

　　争论究竟是吃白面馍还是两面或三面馍，这和任志强现在的状态比较类似。赵晓航说，“现在是走市场还是顾民生，是讲效率还是顾公平，这都是目前社会上很难解的难题。当时面馍事件也是这样的，我们用自己的劳动成果，完全可以享受一下，我也不奢侈，也不偷吧？这是人之常情，但任志强说细水长流，粗水不流。他就顶着，他很固执，甚至很顽固。不惜拉下脸，那时他就不是一个和事老。”

　　从任志强发表的众多文章看，他的核心观点是政府和开发商各司其职，开发商进行商品房开发，政府则负责保障性住房。他主张自由市场经济，反对过多的宏观调控。李春晖说：“媒体太断章取义了，任总很早以前就在提住房市场的保障是多层次的，不同的人群应该有不同的住房问题解决方式，他大力提倡政府要去建保障房体系。结果媒体只抓住了任总所说的一个局部‘开发商只给富人建房’。”“如果早按任总说的大力建保障住房体系，矛盾就不会激化到现在这样了”。

　　任志强着意打造房地产业“国策顾问”身份已很明显，这固然有“红色家庭”、“报效国家”的思想作用，也跟现实定位有关。任志强十年前曾在老华远创造过辉煌，独占北京15%的市场，是当时北京房地产市场的老大。2001年，任志强以50岁高龄与华润分手，重新创业成立新华远。虽然“北京区县一级的房地产公司大都不存在了，只剩下华远一家。能做到今天这一步，还是很不错”，但毕竟与当年风光不可同日而语。

　　对好胜的任志强来说，他需要为自己的人生找一个定位，做中国房地产业的“国策顾问”，是另一种方式的呼风唤雨，他也得心应手。

　　他对政治政策有敏锐的看法。毕京京记得郭庄插队时，17岁的任志强就说“这种生产关系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因为人民公社吃大锅饭， 按“人七劳三”分配，就是你有一个人头就要分配粮食，占粮食配额的70%；劳动只占30%，老百姓说苦干一天，不如生一个肉蛋，肉蛋就是小孩，因为生小孩就有人头粮。

　　任志强曾对毕京京说：“你要批评这个社会，你必须掌握批评的武器。”任志强十七岁时就读马列书籍，比如《联共党史》，然后读苏联的哲学教科书，还看当时的《政治经济学》，是中国一些老政治经济学专家写的，实际上就是资本论的一个简本。知青们当时每天早上4点半左右出工，晚上七八点才回窑洞。每晚任志强就点着油灯看书，他是知青中读书最刻苦的人之一。

　　苏小和《任志强的逻辑》一文中提及，文革中期国家恢复了一些旧读物，任志强当时接触到苏联第四代、第五代作家的作品，如《你到底要什么》、《带星星的火车票》、《人与兽》等，这些作品反映了苏联在社会主义革命成功以后的一些变革，对国家制度提出了一些质疑。“我们开始设想了一些中国到何处去，中国社会如何继续运行的思路”，任志强说。后来蹲监狱的一年多时间，任志强将《法学概论》读得烂熟，一些法律条款从头到尾背了下来，养成了法学思考习惯。

　　任志强嗜读书，号称一天看六万字。他什么书都看，有时齐跃和任志强去打高尔夫，就顺手帮任拎一下球包，“哇，好沉！打开一看是一堆书，至少有十几本。晚上睡觉有空他就看。另外，任志强在飞机上基本上不睡觉，都在看书。”

　　既是“国策顾问”，又是“商人”，容易带来独立立场的模糊地带。我问任志强：“你的发言和文章是否带有开发商的利益呢？”任志强反问我：“开发商为什么不能带有自己的利益？你的概念错了。我如果仅仅站在开发商的立场，是政府无法接受的。我更多是站在民众的利益上出发，政府才有可能接受，恰恰是不能在开发商的角度出发，才能解决社会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