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志强的性情人生：他只向谁服过软

　　1951年3月8日，任志强出生于一个典型的红色高干家庭。任志强的父亲叫任泉生，1918年7月生于山东省掖县，2007年8月在北京过世，当时新华网发了通稿。据新华网介绍，任泉生1937年参加革命，曾是新四军干部，解放前担任过中原局税务局局长，解放后担任过商业部副部长；母亲在文革后期主管北京副食、烟酒等生活必需品的供应。

　　任志强初中就读于北京35中学，这是当时干部子弟比较集中的中学。据他的同学赵晓航回忆，任志强当时的家位于西城区平房区，是一个独立院子，红漆大门，车能开进去。平房从外表上看不出什么，但里面装修是西式的，铺着木地板，安有暖气。

　　任志强说，他家当年的生活其实相当困窘。小时候去照全家福，身上经常是破衣服、露脚趾的鞋。平时就用哥哥姐姐的衣服接接袖子裤腿，打上补丁继续穿。他说当时整个国家都在挨饿，没有一个家庭不挨饿，只是程度不同。他每顿都吃不饱，早晨稀粥加一片窝头片，中午是红薯面的窝窝头。

　　回忆起母亲，任志强的表情柔和了一些，语气平缓。“我的母亲是一位马列主义老太太。”他身体前倾靠在桌子，右手肘支在桌面上，右手握着拳头抵着头。时不时陷入深思中。他对母亲最深刻的印象是，当红卫兵冲到家里来时，母亲手握着刀拦在门口，保护背后的儿女。他还记得当时缺粮，家里一碗饭要用筷子分成两半，每人半碗。任志强用右手食指比作筷子，斜着虚划了一道线：“我母亲下筷子是斜着划的，这样表面上看是两半，实际上我的一半饭量比她多。”

　　我问任志强是否从小缺少母爱，任志强矢口否认这一点：“我没有说，是潘石屹说的。我的父母他们平常为了工作把我们放在保姆家里，小时候住校，放在阿姨家里。潘石屹就说我缺少母爱，这是两回事。我认为这恰恰是一种爱。他们爱更多的人。”

　　但我找出了去年10月11日采访任志强的录音，任志强是这样说的：“我很悲哀，我从小没有父爱母爱，都是别人在带我。潘石屹认为交警卫员带是自豪的事，我觉得是悲哀，没有母爱，父母在战场上，只能交给警卫。从我的角度，我最需要的是母爱，从小部队今天走到这，明天走到那，跟着走。刚开始解放，到处跟着跑。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从他的角度当然羡慕我。1988年，我家惨得很，那些破东西扣了我父母好几年工资，我宁愿扔了再买，但就是不行，很多年轻人就是不了解这些事。”

　　文化大革命和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冲击了这个家庭，全家人天南地北各居一方。

　　任志强母亲战争年代就有很严重的关节炎，在文革时期去了辽宁盘锦干校种水稻，住棚子，站在冷水中插秧，这加重了她的关节炎。这样，家也散了，任志强和他的兄弟姐妹都是独立或半独立生活状态。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他被卷入了时代的洪流，他与同学们一起抄过“成分不好”的人家，押送过人回原籍。“我们就认为毛主席说的都是对的，我们就该去做。”他说，“我们从小就受这样的教育，包括大炼钢铁，在学校都是大炼钢铁。现在看来是胡闹，但当时也会去做这种事。那时候我们到处捡钉子，捡破铜烂铁。那时候学生的一片热情就是要解放全世界，不让大家受穷。所以毛主席说打到哪我们就打到哪，包括毛主席说让我们下乡。当时这是普遍意识。”

　　对于命运巨变，任志强的父母和他本人，都认为天生该如此。1968年末，任志强作为知青去了“革命圣地”延安。他曾在博文里写道“他们(父母)并不知道将子女送出家门后的未来，甚至不知道自己的命运如何，但他们知道只要党中央、毛主席发出了指令，他们就一定会奋不顾身地冲锋在前，这已成为一种深刻在头脑中、融入血液里的信念和习惯。”

　　去延安的基本是17岁左右的学生。最小的是14岁的毕京京。毕京京记得，从北京出发总共花费五天才抵达插队的郭庄。当地支书说，延安这地头是革命圣地，旱涝保收，如果旱了就沟里收，如果涝了就坡上收，就是靠天吃饭。当时当地亩产也就四十斤左右。一个大队的全部财产就是一个碾子、一辆价值80块钱的驴车、几头牛、几十只羊。延安1971年的GDP仅仅相当于1946年的GD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