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代农民工：要生活而不是要生存

　　富士康“九连跳”事件引发了媒体对所谓“血汗工厂”的新一轮关注。对富士康而言，他们所能采取的包括高僧祈福在内的措施最终都会被证明是软弱无力的，这并不是富士康单独能够改变的。凭心而论，富士康在所谓“血汗工厂”中肯定是属于规范正当的一类，多数“血汗工厂”的各项条件远不如富士康。

　　对在“血汗工厂”工作的年轻一代农民工来说，富士康差不多是他们的最佳之选。但是，即便是这样的企业，也无法给二代农民工带来足够的生活希望。

　　这并不令人奇怪。我以为，媒体将注意力集中在“血汗工厂”本身并不具备很大意义。资方之所以会成为所谓“吸血鬼”并不能简单解释道德沦丧、目无法纪。用秦晖教授的观点来解释，“血汗工厂”是中国“低人权竞争优势”的产物，是所谓“比较优势”的结果。

　　在我看来，这种并不完善的理论却可以部分解释中国奇迹。只是在第一代农民工随着年龄增长逐渐退出劳动力市场之后，二代农民工正在采用用脚投票的方式来对这种增长模式说不。

　　曾有专家将民工荒解释为二代农民工好逸恶劳，不思进取，不愿意从事艰苦工作，这种谬论自然遭到一片痛斥。没有那一代人比另一代人更勤劳或者更顽强，用这样不着边际的话语概括几亿人，如果不是智力有问题，那肯定是其他方面有蹊跷。

　　与上一代人不同，二代农民工从小生活在温饱不成为主要问题的年代。因此他们的生活目标不可能停留在温饱这种层次之上，这是他们与父辈的根本性区别。在他们的幼年，父辈们给他们训诫就是不能只做苦力，要有技能，要更有尊严的生活。对于有这样成长经历的二代农民工来说，生存本身不是一个问题，而是一种生活常态，所以他们对发展权追求比生存权要强烈的多。

　　而且，作为一个基本接受过完整初等教育的群体，二代农民工对社会和生活的认知远比父辈要丰富和深刻，这使得他们普遍不愿意接受父辈同样的命运， “一代更比一代强”就是这种认知的朴素表达。

　　令人遗憾的是，我们这种增长模式却难以给他们创造更好的环境。对于富士康这样过去几十年在大陆取得成功的企业来说，一代农民工生存高于一切的生活哲学是他们竞争的重要砝码。在二代农民工全面取代父辈的趋势下，富士康们需要面对的道德压力只会与日俱增。有不少衣食无忧的中产阶级批评那些跳楼的农民工心态不好，这种站着说话不腰疼的言论在这样的群体之中也有不小的市场。赞同这种言论的人应该了解，不可能人人都有钢铁一般的意志，换做他们，在同样的环境能否更坚强难道不是一个很好的问题么？

　　属于企业佼佼者的富士康无力摆脱跳楼事件的梦魇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无奈，也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悲剧。可以想见，出类拔萃的优秀企业的员工压力尚且如此，其他企业员工更应该是水深火热。

　　我一直反对用“发展”来形容中国奇迹，而采用“增长”来代替它。有人告诉我，应当为我们处于一个民族复兴的时代而自豪。按我的理解，这说明我们正在走向现代化。有先贤指出，中国问题即农民问题，这种理论可能并不完整，但多少反映了中国现代化的实质，即需要将大量的农业人口转移至城市。这意味着中国未来将拥有超过12亿的城市人口，这是一个伟大的历史进程，但同样也是一个危机四伏的过程。只有成功的将大量农业人口转变成稳定的城市人口，我们的才能称之为发展，而在当前，这只属于少数幸运儿。

　　如果说一代农民工为温饱而奋斗是他们的历史宿命的话，那么二代农民工继续重复同样的命运则是一种悲哀，这只能说明我们这个社会从起点又回到起点。令人可悲的是，我们这个社会并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很多人反倒认为这是理所当然，农民天生就应该承担这样的义务。我们原本需要采用有力措施来帮助农民工实现有尊严的生活在城市而不是让他们成为城市候鸟，但恰恰相反，这方面的制度环境改善乏善可陈、进展缓慢不说，反而不断有歧视性政策出台，限制农民工在城市生存，不久前深圳的排外条例就是典型。

　　改革前沿的“深圳特区”尚且如此，其他地区可想而知。有爱国者不停的提醒我们国外的种族歧视有多么多么严重，但据我所知，发达国家在制度上一般不存在歧视，而我们却理直气壮的针对农民工出台各种各样稀奇古怪的歧视性政策。我不清楚没有制度歧视的种族歧视有多严重，但想来应该比有制度支持的城乡歧视、身份歧视要轻微的多。

　　对农业毫无兴趣的二代农民工清楚，城市才是他们的归宿，城市也才是他们的生活理想和希望。有清醒者早已指出，在城市中市民与二代农民工两大群体对立是中国社会稳定的最大威胁。要生活而不是要生存，要幸福而不是要温饱，二代农民工的朴素理想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需要，也是中国社会稳定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