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保增长 财政保稳定
传统宏观调控理论都说,货币政策是对付通胀的利器,但天翻地覆的变化使得一系列传统经济运行机制发生了严重变形,如果继续使用传统手段解决当今的问题就是“抱残守缺”。由于在当今时代,推动中国通胀的长期因素已经从以往的需求方面因素转向供给方面的结构型与输入型因素,所以应对中国通胀的宏观调控手段也必须相应改变,而这个改变的核心,就是如何在不伤害增长的条件下,把通胀的不利影响压抑到最小。
所谓“货币保增长”,有两方面含义。
第一个方面是指在输入型与结构型通胀将长期存在的条件下,必须使货币增长率充分反映由于食品与大宗进口商品价格上涨所引起的国内物价上涨。因为货币增长率是经济增长率与物价上涨率的乘积,所以如果物价上涨率具有刚性,就必须为物价上涨留出必要的货币空间,否则就会由于银根偏紧而窒息经济增长。
货币增长要考虑物价上涨需求,就是给企业向市场释放物价上涨压力从而保住合理利润水平留出了空间。由于中国的出口在GDP中占有很大比重,允许企业向市场释放进口涨价压力,其中也包括着世界市场,这样就可以“高来高去”,把很大一部分涨价压力转移到世界市场。货币政策要考虑输入型通胀,就是要求货币供给增长率要跟踪进口物价指数的变动。根据近十年来的经验,大约在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涨2~3个月后中国的进口价格指数就会上涨,再过3个月后,PPI指数也会上涨,再过3个月CPI也会上涨,这就是一个价格传导链条,也说明了输入型通胀相对于国际市场价格上涨大约有8~9个月的滞后期,中国的货币供给量也应在PPI指数上升后就考虑有所增长。
货币政策要考虑结构型通胀,就是要求货币供给量的增长也要追踪粮价上涨的情况。根据近年来的经验数据,如果粮价上涨6%,食品价格会上涨3%,CPI会上涨1%,所以货币政策也要参考粮价与食品价格的上涨幅度增加货币供给量。
第二个方面是指货币政策不仅要考虑经济增长的要求,还必须考虑资产价格上涨的要求。近年来争论很大的一个问题是应不应该把资产价格上涨作为加息的理由。我不同意因资产价格上涨而加息,乃至进行数量型紧缩。理由很简单,由于国际资本有很多流入中国的渠道,而中国的资产价格与国际比较便宜太多,因此如果允许发达国家用衍生金融工具制造的货币资本泡沫来大量购买中国的实物资产,就会导致我在前面所说的中国财富外流。换一个角度看,如果没有发达国家所制造的资本泡沫,中国的证券与地产价格也没有必要以远远超过经济增长率的速度上涨,而正是因为发达国家的货币与资本泡沫,必须与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的实物资产相结合才能牟利,为了防止财富流失,中国才有必要以拉平国内外的资产价格水平为目标,让国内资产价格水平逐渐上涨。
所以,在虚拟资本主义时代,中国作为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且拥有发展中国家最多的实物资产,就必须防止国际货币资本泡沫的巧取豪夺,而最好的应对办法就是用中国资产价格的上涨来对冲国际货币狂潮的冲击,以使得国际货币对中国资产的购买力始终能保持在一个相对不变的水平。在2007年的高峰期,美国包括衍生金融品在内的金融资产加地产总值大约为600万亿美元,而同年中国的金融资产加地产总值估计只有11万亿美元,当年美国的GDP是中国的4倍,即如果当年中国的GDP与美国相同,中国的金融资产加地产也仅是美国的1/12,所以中国的资产价格上涨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中国目前还没有开放资本市场,人民币也没有国际化,这都是对中国人民财富的保护。但是从长远看,中国的金融开放是迟早的事情,所以就应该在中国的实物资产价格上涨到接近发达国家水平之前,让中国的国民先持有,问题仅在于在这个资产价格上涨的过程中,如何能让全体国民分享到这些财产性收入。
中国目前有超过3000万家各类企业,但是上市公司只有不到3000家,而发达国家一般都有一半以上企业是上市公司,因此中国企业产权的资产化过程还很长,而这个企业产权市场化的过程中就需要大量货币。中国由于人多地少,土地的升值潜力也很大。根据我的研究,中国在未来的城市化过程中,城市人均占地面积比日本还要少20%。而日本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仅东京的地价总值就已经相当于全美国的地价总值,所以中国土地市场化的过程也需要大量货币。因此“货币保增长”的含义就不仅仅是“保持”住经济增长的步伐,还有要“保护”中国资产不对外流失的任务,并且必须以中国企业产权和土地市场化的需要为目标来安排货币供给增长率。
所谓“财政保稳定”,就是主要依靠财政的转移支付功能来消化通胀的不利后果。在经历30年经济体制改革后,中国的社会阶层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其中一个显著特征就是居民间的收入分配差距在不断拉大,由于高收入人群与低收入人群的恩格尔系数相差很多,因此由食品价格变化对不同收入群体所产生的消费水平影响是极为不同的。因此,对约占40%的城市中低收入人口进行财政补贴,以使得这部分人的消费水平不下降,是比用加息等货币政策来抑制通胀有更好的效果。
综上所述,由于当代通胀性质的变化,货币政策也得跟着变才行,否则宏观调控就不可能有好的效果。
作者系中国宏观经济学会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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