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丹：孔子也不愿自己的思想愚民

　　“我们需要最具普适性的孔子”

　　记者：《庄子心得》一书中你写道：“在今天这样一个媒体充分发达的时代里，流行的标准是很可怕的，流行是一种势力，是一种洗脑。流行可以告诉你，它未必是好的，但是你必须要从众，流行有时像流感一样，只标志着一种数量，并不代表品质的更高级”。你的书销量在400万册以上，绝对的流行，你自己如何看待这种包裹着 “批判”与非议，依附于电视传媒的流行？

　　于丹：对于每一件事情，任何人都可以立足多元的视角去评判、去言说。我说过，流行并不一定代表高质量，但是我没有说流行的一定是恶劣的。《论语心得》、《庄子心得》这两本书的盗版加起来超过1000万册。《论语心得》一本书的印刷量是450万册，这是事实。但是，我的书为什么会流行？这种流行又意味着什么？

　　立足当下的生活完成对国学经典的表达，我所选择的是大众传播的方式，我的书流行反映了社会转型期，公众价值观、生活观的重构过程。“道不远人”，我很喜欢这句话。让古典的精神力量在现代规则之下有机、圆润地融合成为一种有效的成分，促动我们建立起一种有价值、有效率的生活，我认为这就是《论语》给予我们今人的终极意义。外界有很多种说法，说我的书是“心灵鸡汤”，这是外在的评论。通过《论语心得》、《庄子心得》这两本书，我只想向外界传递我对国学经典的真诚品读、心之所得。对于外界的各种指摘，我都不予评论。

　　记者：易中天说，“在这个多元的时代，我们需要一位最具普适性的孔子”，你如何理解并阐释这种“普适性”？“普适”就意味着一味迎合受众？

　　于丹：众所周知，自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儒家思想逐渐占据主流地位。为统治阶层所用的儒家思想脱离了多元争鸣的自然形态，当儒家思想演变成为历朝历代愚民的“统治术”，它就注定已经不再健康。我想即使孔子在世，他肯定也不愿看到儒家思想被如此利用。我的书都冠以“心得”的字样，因为那是我在熟读国学经典之后，个体生命体验的一心所得而已，而不是纯学理的严谨阐述。我不是站在儒术、儒学、儒教的角度去播扬，只是将它还原到最朴素的情状，进行一场带有普适意义的传播。

　　儒家哲学说到底，是培养践道者，也就是培养一些能够担当文化使命的特殊阶层。我觉得，依照当下的精神坐标，针对千年前的国学经典没完没了地较真，这不是一种健康的心态和行为。对于普及大众来说，还是应该吸收国学经典的养分。

　　记者：你是研究影视传媒学的，在你看来，《百家讲坛》对于国学的传播广度与热度，是否在事实上伤害了文化的多元与多样？

　　于丹：媒介把我宣传成传播儒家思想的学者，其实不是这样的，我的爱好与兴趣非常多元，我不希望过分夸大儒家的一元文化论，我也从来不主张任何形式的复古。儒道并存、相生相济，构成中国文化的源头，传统文化与舶来文化、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应该交相呼应、和而不同。不论《论语》还是《庄子》，里面肯定有应该抛弃的观点，但是限于时间，我没有在《百家讲坛》这样的大众传播平台去批驳，这或许也算是个遗憾。另外，我也觉得，基准于当下的精神坐标，针对千年前的国学经典死死地较真，这不是一种健康的心态和行为。我生性不喜欢太热或者太冷的东西，我喜欢那种与人体温接近的温度，它是一种恒久的温暖，不烫手但是也不冰冷，一切刚刚好，恰到好处、恰如其分。

　　其实，我首先不喜欢“国学热”，其次我坚持认为所谓“国学热”注定很难持续，因为骤热的东西难免骤冷。你说我“身处喧嚣、不亦乐乎”，这是我的个体生活被“国学热”搅扰、打断，身不由己，很无奈。我很不喜欢以“国学”的名义过分喧嚣，在我的内心，对“国学”怀抱足够的诚意与恭敬。“国学”不是速成教学，而应该是可持续的，不浮躁、不喧闹、不哗众。

　　受家庭熏陶，我从小就读国学经典，年少时读到“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热血沸腾，现在的我“上有老、下有小”，最有感悟的则是孔子的这句话“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孔子对老者养之以安，对朋友交之以信，对少者怀之以恩，这是常人难为的境界，这是一种成长。到现在为止，我都不敢说，《论语》《庄子》我全都读懂了、全都领会了，所以，国学绝对不是怀有某种企图的速成，也绝不是“麦当劳式”的快餐速食。 我觉得我们这个社会很需要一种人性的观照与温存。儒家、道家之外，你可以有其他的思想与感悟，但应该是阳光的、善良的。准确地说，我是在传播一种积极、多元、自醒的生活态度。

　　对孔子对国学经典，我“敬”大于“畏”

　　记者：对孔子对国学经典，你自况“敬”大于“畏”，或许正因为如此，才使你对国学经典进行了让学界批驳的大胆而随意的解构与阐释？

　　于丹：首先一点，你说的这种随意解构，我不同意，因为我对国学经典的解读绝对不随意。对于像《庄子》《论语》这样的国学经典，进行任何随意的延伸都是不负责任的。和《论语》相比，《庄子》过时的成分更多，今人可以解读的东西已经不多。很多学理层面的研讨，可以写成学术论文去深入阐述，但是不适宜在大众的传播平台上去表达。庄子对生命的态度，比如“独与天地精神往来”的精神气象，这些都是可以启迪今世的。我读国学经典有个渐进的历程，年少时，是“畏”大于“敬”，甚至有抵触情绪，要硬着头皮去背诵、去记忆，很痛苦很难受。随着年纪的增长，读到一定程度，我逐渐从国学经典中读懂一种朴素和温暖。我与国学经典是有缘分的，倒不是因为我是先秦文学专业的硕士研究生，其实从我很小的时候算起，国学就与我相随相伴、不离不弃。这些年来，与国学的亲近是不断感悟不断领会的过程，所以我不断会有新的感受生发出来。什么是孝？古往今来，太多的理解与表达。孔子怎么理解“孝”？“子夏问：孝，子曰：‘色难’ ”什么意思？简单地说就是作为儿女你要给予父母好的表情与脸色，这就是最基本的孝。你看，这是多么朴素的表述。国学经典，我读了二十多年，越读越觉得深刻、朴素，所以，“敬”大于“畏”成为我真实的思想表露。

　　《论语》的《学而》篇第六条中这样阐述“人生三段论”——“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孔子这样阐述人生境界，对人的要求重在精神层面、以及人格素养的塑造。而我们现在的教育，从远端开始学起，和孔子倡导的恰恰相反，不是先学礼仪孝道而是先学技艺求发展。用我们的心真诚地亲近国学经典，每一个人会有不一样的顿悟与彻悟。对于国学经典，我自由地表达我的个人感受，而不是一种肆意的，处心积虑的，为了当下功利的目的去做任何随意的解构与嫁接

　　记者：你在书中比较突出地强调“内心”的感受与体会，比如“向内来，无限深刻地发现内心”，这样的解读是否放大了意识的超物质力量？是否带有唯心主义的意味？

　　于丹：我反对“一元论”，也反感非此即彼的“二分法”。完全不谈心，就是唯物？只要谈心就是唯心？我很明确地说，我不是唯心主义者。你不觉得我们现在的社会过于物化吗？物质的力量太强大，几乎构成了对我们个体意识的绑架。在这个物欲充沛的时代，精神的力量应该得到充分的尊重。陶渊明说的好——“既自以心为形役、奚惆怅而独悲？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什么意思呢？我们的心灵已经成了身体的仆役，无非是为了吃得好一点，住得好一点，就不得不向人低三下四、阿谀奉承，我们的心灵受了多大的委屈啊？陶渊明不情愿过那样的生活，“悟已往之不谏、知来之可追”，于是回归到宁静的田园生活之中。陶渊明用他的行为，用他的文字，在我们每个人内心播种了一方乐土。 “山花向我笑，正好衔杯时”这是李白的意境，“花近高楼伤客心、万方多难此登临”，这是杜甫的心境。李白的豪放让我欣赏，杜甫的忧伤让我感喟。我们为什么要“以心为形役”？对于“心”我们不夸大它，但请让它独立好不好？“游心于淡，合气于漠”。让我们放下更多的计较，放下更多的喧嚣，放下更多的功利，看到长远，以庄子所说的这样一种淡与漠，去保持我们恒久的心。有限的生命之中，我们可以去学习很多，我们可以去体验很多，但你心底的在乎与不在乎，你个人的经验系统，将决定你的生命效率、生命质量。

　　大画家石涛《画〈春江阁〉》一诗曾这样写道，“吾写此纸时，心入春江水，江花随我开，江水随我起”。气定神闲、心游万仞、磅礴万物，才能出大境界，才能出大作品。境由心生、无欲则刚，之所以对“心”的力量大加褒扬与弘扬，其实我就是个内心很强大、很要劲的一个人。在我看来，不被物质所累，不被浮名所绊，不被喧嚣所惑，活在现实、超越现实，才能始终保持一份难得的恬淡和安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