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企合一：吴仁宝身上的中国模式

　　因为盖中国第8全球第15的74层高楼，华西村当家人吴仁宝再次成为了争议的焦点：吴仁宝信誓旦旦不差钱，反对者则举出数据说他在吹牛，透过争议，背后还是对华西村发展模式的褒贬，很长时间以来，左派在华西村看见了共同富裕的希望，右派则看见了集体农庄的幻想，左派想用华西村的辉煌来反驳私有化的神话，右派则想通过揭开华西村的画皮，来印证集体主义的虚妄，可是，华西村身上真的承载了这样的内容吗？或者，这仅仅是吴仁宝促进华西村旅游的招数？

　　其实，从一开始，作为乡镇企业，华西村并没有多少特殊之处。受益于改革初期中国经济的大幅度增长，尤其受益于广大的国内市场，沿海地区的乡镇企业获得了极大的发展，华西村正是其中的翘楚，据报道，1995年，华西村的产值在全国所有乡镇企业中名列三甲。可是，在当时，科龙、万向等一大批明星乡镇企业同样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它们与华西村的共性要远远多于其差异，包括乡镇对企业的控制，以及领导层占有股份的比例相当小、等等。因此，华西村的崛起不过是特定发展阶段内乡镇企业整体辉煌一个案例罢了，并没有多好的特殊性，更很难成为论证集体经济优越的证据。

　　进入到1990年代末期，相当多的乡镇企业转变了体制，通过转制，一方面企业与乡镇政府脱钩，取得了更大的自主权，一方面则是股份量化到了个人，具有更大的流动性，在这一过程中，许多企业领导获得了相当比例的股份，成为了企业的实际控制人。一般认为，企业自主行的增加，以及股份的自由流动，可以促进企业在治理结构、人才引进和资本运作上更灵活，也更有效，相当多转制企业的业绩也说明了这一点。

　　然而，华西村却给出了相反的答案，华西村没有进行这样的转制，直到今天，华西村集体村党委依旧是企业的直接控制者，尽管华西村企业集团拥有了多家上市公司，华西村村民的股份却不具有多少流动性，吴仁宝等领导层也并没有在股权上成为绝对的控制人，与此同时，至少从表面上看，华西村的发展并未受到什么影响，而是又上了一个台阶。为什么华西村就可以与众不同另辟蹊径呢？

　　在我看来，这并没有什么秘密。改制企业的目标在于提高治理结构、引进人才和资本运作，以提高效率创造效益。吴仁宝坚持政企合一和集体主义的目的则在于以此换取保护，并获得更关键的资源：坚持集体主义，符合执政党公有制经济为主体的目标，保持政企合一，也有利于执政党保持对经济的掌控能力，相应的，华西村也就可望在土地、资金和政策上得到相当的保护，收获不少实惠。事实上，吴仁宝的如意算盘得到了实现：大华西村的成形、上市公司指标的获取，高额贷款的申请，与其说是华西村经营效益的体现，不如说是华西村坚持政企合一和集体主义得到的回报。

　　华西村没有进行转制，却依旧获得了发展，但这并不足以否定转制的意义，毕竟，有更多的转制企业获得了不俗的成绩。但是，华西村的发展也表明，即使不通过转制以改善结构、提高效益，只要能够在关键资源的获取上得到照应，也依旧可以保持发展，甚至还能在速度和规模上超过那些转制了的企业，这是因为，尽管中国已经改革30年，建设市场经济体制也快20年了，但是，在关键的资源如土地、资金、准入资格和上市指标等上面，依旧由权力在主导审批，这也就意味着，通过获得权力青睐以获取资源，才是迅速壮大发展的捷径。

　　一方面，华西村是一个参与市场竞争的企业集团，一方面，其根本的优势却来自于权力的倾下，不难看出，近年来众所纷纭的“国进民退”背后，也隐藏着这样的逻辑，而在我看来，这也正是所谓“中国模式”的核心，即既要市场竞争，又要通过权力掌控资源分配，以造就某种经济后果，以及相应的政治态势。不过，与国有大型企业与身俱来的身份属性不同，吴仁宝是主动和自觉地设计出了符合权力要求的企业属性，并以此来换取权力的眷顾和政策的倾斜，在这个意义上，吴仁宝先生不愧是洞悉了这一模式核心的先知先觉者，而华西村也不愧是“中国模式”的一个具体而微的样板，在华西村里，无论是左派的共同富裕梦想，还是右派的动物庄园恐惧，其实都是离题甚远，不如按照陈冠中先生的词汇来表达，华西村就是真实的“盛世”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