垃圾焚烧发电 政商合谋扭曲政策

    番禺垃圾破城预言的背后，有一个巨大的产业利益在支撑，那就是垃圾发电产业。番禺垃圾发电之所以可疑，原因正在于此。

　　冲天巨浪突然涌进纽约，自由女神被吞噬，街市皆没入无边汪洋。转眼之间，气温骤降，水城纽约又变成冰封世界……

　　看过美国大片《后天》吗？这就是《后天》描述的气候变暖可能带来的灾难场景。

　　类似《后天》这样的灾难场景，马上就可能在中国广州，在广州番禺上演。只不过涌进来的不是冰山融化后增高的滚滚海浪，而是无边的垃圾。但后果是一样的，那就是城市毁于一旦，家园不再。

　　这不是科幻，而据说是科学预测。创作者不是艺术家，而是番禺当局。根据番禺当局的这个恐怖预测，后天随时可能变成今天。要让后天不变成今天，惟有一法可解。

　　那就是垃圾焚烧发电。官方的《番禺日报》近日即郑重宣布：番禺已遭垃圾雄兵重重围困，百计皆废，惟有“焚烧处理是首选”。

　　《番禺日报》接着告诉读者：“焚烧处理生活垃圾是近年来世界各国采用较多的处理方式，在一些工业发达国家，特别是日本和西欧的一些国家，普遍致力于推进垃圾焚烧技术的应用。”

　　但是《番禺日报》忘了告诉读者，它说的是过去而非当下的发达国家，当下各发达国家，垃圾发电已成隔日黄花。资料显示：“美国从1995年开始停止了此类项目的建设，并把建成的厂逐步关掉；2007年，欧盟立法者一致否决了欧盟委员会企图将垃圾焚烧划分为‘能源再生’产业的决定。欧盟立法者规定，到2020年，欧盟国家50％的生活垃圾和70％的建筑垃圾都应该得到回收再利用，而不是填埋和焚烧。自2007年至今，德、英、丹、荷、挪等国终于相继作出了新决策，不再新建可燃废物与城市垃圾填埋场和焚烧炉厂。1992年，加拿大安大略省通过了焚烧炉使用的禁令；1996年北美洲五大湖区52个焚化炉结束运作；德国、荷兰、比利时等欧洲国家也相继颁布了《焚烧炉禁建令》；日本到2000年7月已有4600座垃圾焚烧设施被停止使用。”

　　《番禺日报》更忘了告诉读者，西欧尤其日本的垃圾焚烧发电，是建立在垃圾高度分类和回收处理的基础之上的，高度的分类和回收处理第一是最大限度减少了需要焚烧的垃圾总量，第二是不宜焚烧处理的垃圾已事先剔除，焚烧可能产生的毒副作用因此也大大降低。而这个前提，在当下中国尤其在当下番禺，恐怕不是八年十年就能具备的。在没有做到高度的垃圾分类和回收处理之前就大干快上焚烧发电，效果恰恰可能适得其反，不是更环保而是可能更大程度地破坏生态，给未来埋下更多生态炸弹。

　　真的只有焚烧发电才是唯一出路吗？非也。媒体近日报道，广州市政协委员韩志鹏先生就上交了提案，建议政府以番禺为试点，在此兴建垃圾分拣中心、购置生物垃圾处理机等项目和设备。

　　韩先生倡导的此种模式，其实并非创新，专家赵章元等早就为此大声疾呼。而且此种模式在发达国家早就是主流。设想一下，如果将投入垃圾发电的9.3亿资金，用来组建现代化的垃圾分拣中心，向番禺市民普及垃圾分类和回收的基本知识，假以时日，类似发达国家那样主流的垃圾分类和回收的主流模式在番禺建立健全，难道还有什么疑问么？其社会成本和环境成本难道不是小得多吗？

　　明明不是没有更好的选择，但为什么番禺当局偏偏就视而不见？赵章元先生对此有他的判断，他早说过：“不是没有办法解决，是政府嫌麻烦。”

　　但我认为，赵先生还是太书生气。问题的要害恐怕不是番禺当局怕麻烦那么简单，问题的要害恐怕还在于产业利益驱动。

　　无论《后天》把气候变暖的后果描述得怎样严重，人们都不会怀疑作者的诚意，这是因为他们的立场确实是客观中立的，他们的立场之客观中立，是因为《后天》背后没有跟进一个巨大的产业。

　　这就是《后天》的预言跟番禺垃圾破城的预言之根本区别。番禺垃圾破城预言的背后，有一个巨大的产业利益在支撑，那就是垃圾发电产业。番禺垃圾发电之所以可疑，原因正在于此。

　　有关番禺垃圾发电的新闻发布会，产业利益的阴影已见端倪。出场为公众释疑的“专家”聂永丰，即为垃圾焚烧炉专利持有者。另一位“专家”舒成光，即为国际垃圾发电产业巨头卡万塔集团的中国副总裁。

　　最值得注意的是卡万塔集团。该集团颇多不良记录：在美国的垃圾焚烧厂被政府认定违反消防法规；且因污染空气被罚款。其在英国的垃圾发电厂，则遭到附近居民及环保主义者的强烈抵制。

　　在发达国家的路愈走愈窄，卡万塔集团把目光转而投向中国。2007年该公司在重庆成功落地，信心大增，不断斩关夺隘。近年更投入前期运作资金五千万，开发珠三角垃圾市场。卡万塔集团中国区副总裁宁愿冒着舆论的炮火，也要在垃圾发电新闻发布会上登场，至此不难理解。

　　青睐中国的国际垃圾发电巨头岂止一个卡万塔！媒体早就报道：“未来几年，中国垃圾处理带来的利润或将超过3000亿元人民币，巨大商机使得全球废品和垃圾处理公司纷纷来华‘抢垃圾’。”诸如北美最大垃圾发电公司美国惠明废弃物管理有限公司，全球垃圾发电“大腕”法国威立雅环境集团，新加坡创冠环保(中国)有限公司，都已在中国落地。广州水坑垃圾发电厂即为威立雅所运营。

　　这意味着一个隐蔽的趋势，即世界性的产业转移趋势，即在发达国家遭到杯葛的垃圾发电产业大规模向中国转移的趋势。这跟早几年，诸如PX等重石化产业纷纷涌入中国是同样的道理，只不过此次产业转移的冠冕更堂皇，即多了一个环保的冠冕而已。

　　这个产业是一个钱景无限好的产业。与每吨煤炭发电成本500元～600元人民币相比，垃圾发电几乎不需要成本，何况国家给予可再生能源发电的电价每度0.55元，远高于煤电每度3毛多的电价；国家还要向企业按吨位支付垃圾处理费。更诱人的是，此类项目将大幅带动配套装备产业。这种钱景不是预测，已经被事实印证。进入中国的国际垃圾发电巨头已经赚得盆满钵满，而尚未进入中国的意大利、德国、日本等多国的垃圾发电商，也莫不看得分外眼红，都渴望从中国垃圾中“淘金”。

　　这就是垃圾发电厂在中国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终极动力所在，也是番禺垃圾发电项目的终极动力所在。

　　但是，堂皇的冠冕即所谓环保冠冕，基本名不副实，否则垃圾发电也就不会在发达国家到处败走麦城了。其中最主要的危害二噁英，第二十九届国际二噁英大会召开之前，中国某些地方官员还可以轻描淡写。譬如力保垃圾发电厂上马的一位吴江官员就公然指责反对人士“妖魔化二噁英”，在他眼里二噁英倒像是天使似的。第二十九届国际二噁英大会今年9月1日在北京召开之后，二噁英的巨大毒性终于得到国人公认，这时再回避不了，某些地方官员则祭出新的法宝，宣称二噁英可以控制。

　　但是，二噁英岂但无法完全控制，就连监测目前都无力保障。中科院郑明辉教授即指出：截止目前，我国还没有任何一个机构敢说能对焚烧厂产生的二噁英做到在线监测。正在清华大学访问的英国伯明翰大学二噁英专家斯图尔特•哈瑞也证实，对二噁英的实时监测，目前在国际上也是难题。连有效监测都做不到，二噁英实际上的自由排放又何从杜绝？

　　不建垃圾发电厂，垃圾雄兵马上就要一夜破城，似乎近郊番禺比垃圾量可能更大的广州中心城区如越秀、天河、海珠形势还要严峻，明显有“借敌自重“之嫌；更可恶的是，连二噁英可以控制之类极不严肃、对公众生命安全极不负责的大话都拿来作说服公众的主要论据，足见政商合谋的公共政策游说，其底线何等之低，其能量何等之大。这才是最值得公众警惕之处。如果不能阻挡政商合谋格局下的垃圾发电项目遍地开花，又如何能够指望政商合谋格局下对已经上马的垃圾发电项目实行有效监管？这不是危言耸听，君不闻中科院权威科研报告，16％的厂家达不到中国标准，几乎70％的厂家达不到欧洲标准？更恐怖的是此类报告只能出口转内销，在国内发表一份这样的报告难度已如此之大，如果是垃圾发电引发的性质更严重的环境灾难，公众又何从及时知晓和提前防范？

　　总之，番禺垃圾发电项目只要有一丝可疑，就决不能放过。既设于人口密集区，事关公众生命，理当万全。欲求万全，必得从容讨论，充分讨论。各种追问，各种不同意见，尤其是反对意见必得充分发表。倘若持以公心而绝无私利，就应该容得下这种不同意见，这种反对意见，这种从容而充分的讨论。越是不容忍，越是着急，越是箭在弦上，越说明诚意成问题，越显示利益驱动强劲，其间隐含的社会成本和环境成本就可能越高，那么我们就越是必须加以阻止而决不能稍有苟且。这就是我们对待番禺垃圾发电项目，进而言之，对全中国所有城区垃圾发电项目应持的态度，即现代公民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