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季冰：我们比古代人拥有更高的智慧吗？

　　一段时间以来，我一直很想向读者朋友推荐已故美国保守派政治哲学家艾伦·布卢姆的两本书——《美国精神的封闭》（《美国精神的封闭——高等教育如何导致了民主的失败，如何导致了今日大学生心灵的枯竭》，【美】艾伦·布卢姆著，战旭英译，译林出版社2007年10月第1版）和《巨人与侏儒》（《巨人与侏儒——布卢姆文集》，【美】艾伦·布卢姆著，张辉选编，秦露等译，华夏出版社2007年8月第1版）。前者曾经是上世纪80年代美国最成功的畅销书之一，作为一本严肃的学术著作，它在美国销售了数百万册。

　　我读这两本书的时候是在2008年春节前后，那段时间我遭遇了一连串不在预料之中的家庭和个人的重大变故，我的应对之策基本上是平静等待，更直接地说就是不作任何应对。读书是保持心灵宁静的良药。

　　艾伦·布卢姆是20世纪后20年里最有影响的政治哲学家，美籍德裔犹太人列奥·施特劳斯的得意弟子，我认为，不管你是个自由派还是保守派，不管你赞成还是不赞成施特劳斯派政治“哲人”的箴言，他们力图重启的“古今之争”在当代是有重大价值的。

　　现代人的致命病症就是对“进步”的盲目信仰，轻视古典的智慧。我记得我小学或初中念历史时，老师经常会在课堂上用这样的句法来“称赞”现代人心目中了不起的古代英雄：“在那么多年以前，他们就能有如此的智慧！”或者“连古人都能如此……而我们现代人反而……”这种句法隐含了一个被认为是不证自明的前提：现代人比古代人有更高的智慧。对于这个前提，我当时也是深信不疑的。但随着年岁的增长，我越来越怀疑它的正确性。

　　经过20多年的心灵成长，我现在终于彻底否定了它——这充其量是我们现代人的一种无知的狂妄而已，它甚至比我们热衷于抨击的历史上的许多迷信和偏见更加狭隘，因为那些过去的偏见往往使人谦卑自省，而当代的迷信则令人忘乎所以，无所顾忌，乃至为所欲为。换句话说，对传统偏见的反抗本身却变成了新的偏见。

　　启蒙的真义在于破除教条，而不仅仅是破除某一特殊的教条。但是，我们看到，随着启蒙的胜利和对传统教条的成功瓦解，启蒙本身却成了新的强大教条。于是，启蒙便开始走向自身的反面，它不过是以一种偏见取代另一种偏见罢了。不说别的，就我个人的认识而论，我认为2000多年前的释迦牟尼可能是整个人类历史中最具有智慧的一个人。至少，他比所有近代以后自认为掌握了“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绝对真理的那些人要有更高的智慧。

　　就人类智慧的“进步史”来看，可能只有自然科学领域的智慧（大致相当于康德所说的“纯粹理性”的范畴）是真正“进步”的，因为这个领域里的知识是一种具有客观标准，因而可以“积累”的知识。而在道德（实践理性）和审美（判断力）这些不具客观评判标准的领域里，似乎与古人相比，现代人反而是大踏步地“退步”了。更客观地说，在这些领域，现代人的平均水准（知识的普及率）或许是有些许提高的，但出类拔萃的天才级伟大心灵却是日趋凋零和枯竭的，这一不争事实已经充分揭示了“现代”的深刻弊端。退一步说，即使真的有所谓“进步”，那也只可能是人类思想的整体进步。就单个的个体来说，现代人与古代人之间没什么本质区别。

　　艾伦·布卢姆在《巨人与侏儒》一书的导言中说：

　　本书的题目并不特别与一个老说法相关：“我们都是矮子，但是我们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这谦卑的姿态，表达了太多的自我满足。巨人是那么容易让我们爬上去的吗？巨人的功能就是把侏儒扛上他们的肩膀吗？或许他们曾经是亲切和蔼的，但是现在他们却把我们摔在了地下，偷偷走了，只留给我们一个视界更宽一些的幻觉……

　　大约从三十五、六岁开始，随着自己阅历的增长，我就愈加确信，古代人比我们现代人具有更高的智慧。我坚持这样的信念，一方面固然因为这种谦卑的心态能够使我们摈弃许多先入之见，从而获得更多古代人的经验和教训。但更为重要的，我还相信，这本身就是事实。况且，历史上的人和事就像我们今天一样无穷无尽，但被记载和保留下来的却注定只能是其中的沧海一粟。很明显，只有一些被认为特殊意义的人和事才有可能获得“青史留名”的幸运。换言之，古代人中能够被我们知晓的，一定是当时某个领域的出类拔萃者，而他们的言行自然也代表了那个时代的最高高度。我不想去评论其他当代人，至少我这个人，只是当代芸芸众生中很平凡的一个。且不说我所处的这个时代未必是历史上出类拔萃的时代，就算它是亘古未有的伟大时代，这个时代里的平庸人物——如我——的智慧显然是及不上那些在历史上留下了记载的伟大人物的。因此，至少就我个人而言，他们都远比我的绝大多数同代人更有资格做我的老师。

　　最后我想说，在这个危机四伏而人们又不自知的时代，重新认识古人的智慧真可谓是当务之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