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初，在河南沁阳市的盆窑村，八位农民举报村支书吴小宝有经济问题，在村里散发了几百份传单，列举了村支书贪赃公款、吃拿回扣、公款旅游等23条“罪状”。吴向派出所报案后，八位农民被逮捕，并在球场等地方“公开示众”。

　　如果唐朝诗人李商隐还健在，看到其故乡发生如此令人啼笑皆非的案件，他没准儿会赋诗一首“沁阳少侯”。农民举报村支书的经济问题，本在行使我国《宪法》和其他法律赋予的民主权利，保护自己和村民的合法权益，没想到弄个“诽谤罪”，身陷囹圄。农民的举报行为真的构成“诽谤罪”吗？回答是否定的。农民的举报行为完全是“言论自由”的范围，符合我国《宪法》第三十五条的规定。

　　也许有人会说，农民的举报经有关部门调查后与“事实”不符，难道不是对村支书的诽谤吗？我认为，即使农民的举报与事实不符，也不构成法律意义上的“诽谤”，原因在于农民举报的对象是“村支书”，而他是有特殊身份的人——享有某种程度的公权力。从法理上讲，政府没有名誉权，所有掌握公权力的人在公共领域也都没有名誉权，因而根本谈不上他人对其构成“诽谤”。也就是说，民众可以对握有公权力的人进行任何有关公共事务的评论，即便这种评论与事实有出入，也不构成“诽谤”。这是法治社会言论自由的核心要义。

　　实际上，一个人一旦进入公共权力领域，就意味着他(她)放弃了自己在该领域的名誉权，必须容忍民众对自己的各种批评。如果他(她)认为民众的批评不符合事实，应该拿出证据，予以澄清，而不是将批评者绳之以法。因为握有权力的人很容易利用各种媒介公开事实的真相，所以民众的“不实”批评一点儿都不可怕。相反，这种“不实”批评是言论自由不可避免的组成部分。

　　可能有人会说，村支书不是握有公权力的人。此言差矣！在我国，村党支部是基层政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很多村庄，村支书是基层政权的“一把手”，常常由乡镇党委任命和支部推选。尽管从理论上讲，不少村庄实行的是“村民自治”，但实际上，村干部尤其是村支书的权力由上层权力机关授予，行使部分行政职能，怎么能说村支书不是拥有公权力的人呢？如果村支书不是握有公权力的人，吴小宝在被村民举报后怎么会跑到镇里找党委书记并要求“组织”给他个说法呢？看来，即便是吴小宝自己，也把“村支书”当作拥有权力的角儿了。

　　如果吴小宝是一个公权力享有者，那么村民对他的任何批评或者举报都不构成“诽谤”，无论它们是否符合“事实”。从这个意义上讲，对八位农民“诽谤罪”的判决是不适当的。更不适当的是，在八位农民尚未被法院判决有罪之前，他们竟然被拉到球场“公开示众”，脖子上挂着“扰乱公共秩序”的牌子，还被拉到体育中心参加“打击‘两抢一盗’犯罪公捕公判暨集中退还赃物大会”。有关部门难道忘记无罪推定原则——当犯罪嫌疑人被法院判决有罪之前，必须被认为是无罪的，将一群无罪的人公开示众，是对法治的公然践踏。

　　同样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当八位被告提起上诉因而案件被发回重审后，法院的重审判决居然给被告者加重了刑罚。不能简单地说办案人员不明白“上诉不加刑”的公认法理，他们加重被告的刑罚似乎有“不可告人的目的”，该案律师转达沁阳法院副院长杨金保的说法可见一斑：“加刑是因羁押已超过刑期，没有办法了。”尽管杨院长对记者否认说过此话，但无论如何，该案的审判人员必须给八位被告和亿万民众一个说法：为何上诉要加刑？！

　　(作者系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