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著名人力资源服务机构ECA的最新调查显示，继日本东京、名古屋、横滨、神户四市后，北京、上海、香港成为亚洲生活消费最昂贵的城市。（6月11日中国新闻网）

　　该信息甫出立马引发网友热议，诸如“工资非洲水准，生活成本欧美标准”、“自豪还是耻辱”之类的跟帖比比皆是。

　　生活满意度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人们生活质量的重要指标。但长期以来，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却似乎更关注GDP和经济增长率之类的问题。因为根据传统经济学理论，经济的增长能自动提高人们的生活满意度和福利水平。但有关幸福经济学的研究却发现，经济增长并不等同于生活满意度的增加。美国学者伊斯特林考察有关幸福感的数据发现，二战以来尽管美国的人均收入有了显著增加，但幸福感水平却并未得到相应提高，这被称为伊斯特林悖论，或是“幸福——收入之谜”。

　　我国有关调查也证实了这点。《中国城市品牌价值报告》就显示，我国一些大城市存在一个软肋——在宜居指标方面得分都较低——人均GDP比较高的地区，居民的生活成本通常也会比较高，这可能会抵消高收入的影响，一个重要的例证就是房价。在京沪，人均收入虽然比其他地区高几倍，但其房价却比其它地区可能高十几倍，如果不能实现居者有其屋，则生活满意度就会下降。因此，在考虑生活成本的情况下，一个地区人均GDP就有可能与居民生活满意度相背离。也就是说，现下城市的发展更多可能是收入与幸福的非共生性发展。

　　如果高的人均GDP不能带来高的公众生活满意度，政府就需要考虑哪些方面出了问题。收入分配是否不均？GDP增长是否是以更高的生活成本为代价？是否牺牲了过多的环境资源？最重要的是要明白，经济发展的目标不是简单的GDP的增加，而是要使更多人对生活感到满意。就目前来说，政府应从公共服务缺位和公众承担的过多不应承担的生活成本，如垄断成本、民生成本等方面进行改革，进而弥补社会发展的短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