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四倍：“高官厚禄”下的官僚制文化省察

　　根据对2007年国家公务员考试报名进行的一项统计，89个部门招考12724个职位，报考与录取比例平均只有42∶1。广州某高校法学院04级的学生李文勇说“报考公务员肯定是为了以后能有高官厚禄啊！”。记者发现，与李文勇有类似想法的人不在少数。

　　在公务员考试热已经引起公众担忧的今天，诸如直奔公务员高官厚禄而去的逻辑，何以能减轻公众的忧虑？又何以化解？当不少人不是出于为公众服务、最大限度地实现公众利益而是为了“铁饭碗”、“福利好处”、高管厚禄而报考公务员，难道不应引起整个社会的反思吗？

　　谁之过？按照理性人的观点，报考者的逻辑似乎无可非议，因为“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但是，我们不能忘记了是政府在录取公务员，而不是公司在招聘业务员，二者有着根本不同的价值取向。

　　那么，是什么原因催生了报考者直奔高官厚禄而去的倾向呢？这是一个值得深究的问题。这并非仅仅与传统的“学而优则仕”、盲目的权力崇拜有关，笔者以为，单一的批判个体或者社会的价值取向都是片面的，而应站在制度尤其是官僚制的基点上进行省察。

　　笔者以为，直奔公务员高官厚禄而去的逻辑是传统官僚制困境的表现。在整个20世纪中，学者韦伯的官僚制理论可能是影响最大的理论之一，就其对社会实践的影响来说，再也没有一种理论像官僚制理论那样得到了广泛的应用。但官僚制在实现了政府对社会的充分管理，提供了可靠公共秩序的同时，也产生了弊端。

　　在官僚制的设计中，由于价值因素的缺位，使官僚制无论是在整个体系上还是在官僚个人方面，都有着自我膨胀和随心所欲地行使公共权力的可能，在“公共的”与“私人的”问题上失去了价值标准，就会把一切不利于本部门或个人的东西变成“公共的”，而把一切有利于本部门或个人的东西变成“私人的”。同时，在官僚制的整个体系上拥有了形式合理性的同时，却在具体的部门或个人那里为非理性行为的发生和蔓延，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出现了官僚们追逐个人利益的非理性行为的泛滥。笔者以为，“公共的”和“私人的”错乱才是当下报考者产生直奔公务员高官厚禄而去逻辑的真正原因。

　　从官僚制文化省察的角度出发，笔者以为，社会和政府从权力崇拜走向崇尚服务，从效率优位走向公平与效率的均衡，从垄断公共管理到侧重公共政策的制定与执行的监督，从森严的层级控制走向适当的网络协作，消除公共权力滥用的制度化基础，才可能给直奔公务员高官厚禄而去的逻辑提供一条有效的化解途径。

　　在传统官僚制行政下，政府垄断着公共权力，从政策的制定到政策的执行事无巨细履行着公共管理的职能，这不仅使政府行政运行缓慢、管理成本提高，也是造成公权力腐败的一个制度化基础。而服务定位和顾客至上原则的确立，可以弱化特权意识，使得行政行为更贴近公共性，增强公共行政的公开性和透明度，进而降低权力异化和谋求私利的机会，当然，高官后禄逻辑也就无处藏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