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建勋：城管对小贩要不要宽容?

    长期以来，城市中城管队与“走鬼”的“猫鼠游戏”一直是个令人头疼的难题，也被视为城市管理中的“顽症”。城管与“走鬼”的关系也长期处于“敌进我退，敌退我进”的胶着状态，当矛盾上升，冲突和流血事件便接踵而来。看到这些让人既愤怒、又心寒、更无奈的新闻，人们不得不深思，城管的执法范围和执法权限在哪里？为维护自己的基本生存而“有损城市形象”的小贩真的应该成为城管执法的对象？而这种尴尬执法与暴力抗法之间又应该如何调解？为此本刊采访了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王建勋。

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王建勋

受访人  王建勋    采访人  实习记者  李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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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管”在社会上扮演一个怎样的角色？

    王建勋：城管在我们社会上就是一个“怪胎”。这与我们社会的整个治理思路有关系，城管的存在在法律上的依据是非常牵强的，只有行政处罚法第16条中“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勉强可以作为城管存在的理论依据，但城管本身的性质、组织、职权范围是没有任何法律(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法律)规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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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市摊贩是一个庞大的社会阶层，我国对“摊贩”的管理有哪些法律规定？

    王建勋：小贩摆摊买卖是行使收益和处分权，属于财产权，而财产权是一项基本权利；而居民免于受噪音影响、环境污染是一种普通权利，小贩的基本权利是远远高于居民的普通权利的。所以，就算小贩侵犯了居民的普通权利也不能禁止小贩行为。所有的权利都不是绝对的，但决不意味着可以去限制甚至禁止一种基本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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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国，摊贩现象能被杜绝吗？

    王建勋：不可能，自有人类以来就有小摊小贩出现，无论是在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存在这种现象。在中国，摊贩是一种职业，一种合法谋生的手段。小贩和那些商铺甚至超市在性质上没有任何区别，只不过小贩没有足够的资金把销售做得像超市和商铺那样正式化、规模化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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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管制度有被取消的可能性吗？

    王建勋：我没法预言城管制度会不会被取消，但我倡导它应当也必须废除。那些认为取消城管制度，社会就会乱的想法是狭隘、封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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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用“公用地可作个体经营，小商小贩免于登记”解决摊贩问题的做法适合其他地区吗？

    王建勋：肯定适用，因为这种解决摊贩问题的办法或条例跟地方性没有任何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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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野蛮执法必将带来暴力抗法，城管应该怎样做到人性执法？

    王建勋：从城管制度的设置和给予城管执法人员的权力上讲，城管没有办法做到人性执法，这是一些人一厢情愿的幻想。因为城管的权力范围太大、太宽泛、太不确定、太模糊、太集中。但也不免会出现一些“心存善心”的执法人员，执法没有那么强，那么严。我们与其过多希望城管人性执法，不如在制度上下工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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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执法与抗法的过程中，谁是受害者？

    王建勋：从广义上说，小贩毫无疑问是受害者，但这不意味着具体个案当中谁是受害者。当城管让小贩生存不了时，小贩为了生存，采取极端的手段也是有可能的。所以，只要这种城管制度存在，就会导致这种矛盾冲突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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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众多的城管执法悲剧中，反映出了制度层面上的哪些问题？

    王建勋：权力要分散才能相互制约。“野心要用野心来制服”，要用权力来制衡权力。假如司法机构能够介入，从某种程度上能缓解城管暴力执法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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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地政府应该怎样协调“城市市容和秩序”与“摊贩生计”之间的关系？

    王建勋：首先，把城市市容和形象作为追求的目标是错误的，因为它本身不具有独立的价值。城市的存在完全是为了服务居住在城市里面的人，而不是为了让城市好看而完全不管城市里面人的生活，这与城市存在的价值背道而驰。再者，摆摊买卖是任何一个人的权利，因为我们任何一个人都有成为小贩的可能性。所以在制定法律的时候，要考虑到当任何一个人的身份发生转变之后，这个法律、制度对于转变身份之后的人是同样公正的。故在制定城管制度的时候不能把对象的身份定型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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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城管官员“炮轰” 学者专家建议“城管对小贩要宽容，不要赶小贩”，“是读书读太多，站着说话不腰疼”，你怎么看待？

    王建勋：这个说法是很荒谬的，但它代表了很多人的观念，我认为这是一种“赤裸裸的或冷冰冰的现实主义者”的看法。他们只考虑现实意义，只追求实用主义，缺乏理想主义，而恰恰是这种实用主义才让城管去侵犯小贩的权利和自由。城管只管自己工作而不管小贩的权利和自由，他们之间的冲突是必然的。所以他们的思维都是错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