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宁：红头文件“点”烟 是分税制后遗症

    据《信息时报》昨日报道，湖北省公安县下发红头文件，规定公务接待只能消费本省烟（“汉烟”），并专门分解了“汉烟”在县直各单位的消费任务（条）数。一位县领导甚至强调，公务员及公务接待用烟若消费“芙蓉王”（湖南烟，简称“南烟”）就是“不讲政治，不讲纪律，在认识上不能与县委、县政府的要求保持高度一致”。

    无数网民跟帖议论，把公安县骂个臭死。不少评论者也拿市场经济常识开涮公安县此举荒诞绝伦。

    我读到这些情绪化的跟帖，以及言之凿凿的网络评论只有一声叹息。显而易见，扔板砖起哄的，无非是情绪渲泄；一本正经给公安县上市场经济启蒙课的，则只会对市场经济作生吞活剥的机械运用。

    现实中，吸地产烟、喝地产酒、用地产货的现象比比皆是，尤其在地方政府仍部分可控的公务消费和公务采购环节，这种现象更属司空见惯。改革开放已步入31年，诸侯经济、市场分割、地方保护之危害，地方党委、政府当家的真就熟视无睹我行我素——问题绝非如此简单。

    就说公安县规定只吸“汉烟”这件事，其实在湖北省许多地方，例如在省与省之间——譬如笔者工作的上海与浙江之间，在一省之内不同地市之间——譬如杭州与宁波之间，都程度不同、强度不等、或露骨或隐晦地存在。原因何在？它首先不是市场人为分割的问题，而是1994年分税制改革诸多后遗症之一。

    中央与地方分税制改革前，烟草税为中央税，征收额度为60%。1994年后，烟草税一拆为二，中央部分改为增值税，新增消费税则归地方享有（不分香烟档次一律按40%征缴）。如是，假定一包烟零售卖10元，归地方入账的消费税就有4元。1998年和2001年国家对香烟消费税之计税方法和税率进行了两次再调整。实行从量与从价相结合的复合计税方法，即按量每5万支卷烟计征150元的定额税；从价计征的消费税则按香烟档次把税率分为45%和30%两个档次，但不管税率及计税方式作何种调整，定额税和消费税依然全额归地方享有。

    问题在于受香烟品牌、吸烟者口味习惯、本地有无中烟公司下辖烟厂等因素的影响，高额征收的香烟消费税并非每个地方都能“同等享有”。而与此关联的另一个问题是，县一级、市一级、省一级的地方税源品种亦有丰盛或枯竭之分。于是，在其他地方税收来源很有限的地区——譬如中西部的许多县、市，香烟消费税自然成为地方税之“第一刚性税种”，于是，类似的“南烟”与“汉烟”之争，甚至发达地区一省之内的“宁波烟”与“杭州烟”之争，才会不断演绎，闹到极端处，就会有公安县之类的“红头文件”出来。

    由此所见，抨击香烟“红头文件”只能隔靴搔痒，根源在于分税制已不适应市场进一步开放和“开发”。这个矛盾的实质在于：改革不足及滞后导致市场开放受限，直至不得已动用“红头文件”保护香烟消费税不再肥了他人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