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内对巴以问题两极化观点溯源

2009年1月6日 一些人把宗教等同于极端，再等同于暴力和恐怖主义，而另一些人把美国当作敌人，又把反以等同于反美，落实在巴以问题上，便形成针锋相对的“两极”……

　　长期以来，中国政府的外交口径是“支持巴勒斯坦正义事业，反对犹太复国主义侵略”，视巴解为伙伴，视前巴解领导人阿拉法特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并曾长期不承认以色列为独立国家（以色列在1950年宣布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但双方迟到1992年才建交）。
　　
　　而军方和研究机构则有所不同，总参某部和装甲兵、空军某些部门、院校自70年代末以来，一直将以色列国防军作为学习和借鉴的正面楷模，而将巴勒斯坦和阿拉伯阵营当作汲取教训的陪衬（对埃及评价要好一些），对巴解在约旦、黎巴嫩的“国中之国”颇有微辞，对其在黎巴嫩战争中以及“起义”中的军事表现评价也不高。

　　
　　出现这种貌似“不合拍”，是有其历史原因的。
　　
　　中国外交层面上和阿拉伯国家渊源深厚：被认为是“中国外交跨出周边第一步”的万隆会议前夕，周恩来总理所会见的第一位非周边领导人，就是埃及总统纳赛尔，当时周恩来破例亲自在仰光国际机场迎接，并和纳赛尔下榻缅甸总统府长谈，1956年5月30日，埃及更成为首个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非洲国家，为中国外交打开一片新天地，就在同年10月29日，第二次中东战争爆发，英、法、以攻入西奈半岛和赛德港，共同的反帝、反殖目标把双方的关系进一步拉近，鉴于埃及在前四次中东战争中的主导作用，中国在外交层面上长期亲阿疏以势在必然，且随着冷战对峙的加剧，以色列成为美国在中东的堡垒，意识形态层面也决定了中国外交别无选择。
　　
　　军方和研究机构则相对“超脱”，无需过多顾及复杂的国际政治和外交取舍，而更多从“纯技术”角度考虑问题，以色列在四面强敌的情况下越战越强，很容易引起长期处在类似环境下的中国军方共鸣，以色列先进的军事技术、理论，丰富的实战经验，以及相对开放的交流态度，更形成对军方和研究机构的强烈吸引力，加之在这一层面，中以的交流实际上早已有之、持续不断，很容易形成一种传统意识。
　　
　　由于外交层面的态度是公开的，广为宣传的，而军方和研究机构的成果因保密和其它原因，只在小范围内传播，所以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中国给外界和国民的主体印象是亲巴疏以，但后一种声音通过报告文学、观摩片等不同形式在社会上有所传播，并也造成一些影响。
　　
　　1990年，中国和以色列建交，不久冷战告终，3年后巴以达成和平协议，巴勒斯坦问题一度看到和平的曙光，原本“不合拍”的两个层面，也逐渐向支持和平协议的方向靠拢；但好景不长，随着拉宾的意外遇刺，巴以关系的重趋紧张，以及随后阿拉法特被围困、郁闷去世，巴勒斯坦的分裂和巴以暴力冲突的重新激化，这种“不合拍”再次出现。
　　
　　和此前不同的是，外界层面的主导口径从“支持巴勒斯坦、反对犹太复国主义”改为“支持和平，反对暴力”，尤其反对针对平民的暴力，这一方面是因为中以已经建交，而阿拉伯阵营也早已四分五裂，另一方面，巴勒斯坦内部分裂成几派，其中的哈马斯派经常采用恐怖暴力行动袭击以色列非军事目标，在反恐成为国际共识、中国力争做负责任国际大国的今天，在中国自身也受到恐怖主义威胁的现实面前，外交层面只能表达对巴勒斯坦民众的同情，和对过度使用武力的遗憾。
　　
　　而军方和研究部门的声音也出现了一些异样：虽然对以色列军事理论和实践的正面评价仍是主流，但在“超限战”、“杀手锏”思想引导下，也出现了对诸如真主党、哈马斯军事活动的积极评价，犹以以军对真主党不甚成功的攻击后为甚。由于资讯的开放，原本限于小圈子的“挺以”（其实这个断语并不确切）声音开始登上大雅之堂，很多人惊呼“中国立场有变”，而往往忽视了一个事实，即这两种看似矛盾的声音不过是针对不同层面的反应，本身并不是对立关系，而且都是早已有之，“各说各话”，各自按照本层面的轨迹延续、发展、修正。
　　
　　由于巴勒斯坦与中国相距遥远，国人对这一热点的资讯并不充足，长期以来多依靠媒体或正规传播渠道间接获得资讯。在中以建交前，普通民众同情巴勒斯坦的占绝对多数，这自然是因为当时公开传媒的“一边倒”，但“大院”和部分“消息灵通人士”则有相当强烈的“挺以”声音，这往往是因为他们可以看到更多“内部资料”，并叹服于以色列国防军的“赫赫武功”之故。
　　
　　近年来的情况则有所不同，由于资讯的发达，各种声音都可以很方便地传播，不论亲以、亲巴解还是亲哈马斯，都可以从浩如烟海的网络资讯中，寻得符合心意和需要的资料支持，因此在民间层面出现了“挺以”和“挺巴”旗鼓相当、谁也说服不了谁的局面。
　　
　　事实上在民间层面，相当一部分人并非对巴以局势很了解、很关注，而更多是通过对这一热点问题的关注，宣泄自己的某种情绪和倾向。一些人把宗教等同于极端，再等同于暴力和恐怖主义，而另一些人把美国当作敌人，又把反以等同于反美，落实在巴以问题上，便形成针锋相对的“两极”，随着加沙战事的深入，将之类比为抗战、越战乃至二战者，可谓比比皆是。
　　
　　必须冷静地看到，在民间层面，有关巴以的资讯仅仅解决了“量”的问题，在广度、深度和专业性、可读性方面，并无实质性进步，甚至由于发布资讯门槛的降低，各种似是而非甚至根本不靠谱的假资讯也不胫而走，建立在这样一种资讯基础上，又在很大程度上存在“借他人酒杯、浇自己块垒”倾向的民间意见——不论“亲哈马斯”或“亲以色列”，其意淫程度之高、靠谱程度之低，也就不难想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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