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世价值与反普世价值

　　没想到，发行量较大、口碑还不错的《环球时报》，接连发表反普世价值的“雄文”，9月23日是司马南的《与BBC辩论“普世价值”》，此前是9月4日清华大学教授冯虞章的《怎样认识所谓“普世价值”》。不知京城这家报纸哪根脑筋搭牢，反正我已决定，明年决不再订阅这份报纸了。

　　来审视“普世价值与反普世价值”这场交锋，什么媒体扮演什么角色，被褒扬还是被吐弃，必定会水落石出。

　　如今看那些反普世价值的文章，实在不值一驳，因为他们都是把“伪普世价值”说成“普世价值”，由此来妖魔化“普世价值”。司马南所谓与BBC辩论“普世价值”，是把BBC一名员工偷换成整个BBC，就像此前他恶攻《南方周末》文章一样，将一篇文章里的几个片段偷换成整个报社，从而攻击整个单位、攻击普世价值，这就是他的逻辑本领。皇城根下，出了若干想做“奴才”而得、并且已经做稳了“奴才”的人，年纪一大把了，还是一个“极左”老愤青，使劲反对普世价值，这看起来奇怪，其实也不奇怪。

　　什么是普世价值？目前未见教科书般的定义。但准确地说，普世价值就是人类创造的、千百年来经过沉淀扬弃而升华的、全世界普遍适用的、造福于人类社会的、最好的价值。否则就不是普世价值、不配称普世价值。只有那些极左的、似是而非的人，才拿“伪普世价值”“所谓普世价值”来充当普世价值，从而混淆公众的视听。

　　回首2008年的中国，大事很多，四川大地震，北京奥运会，都是要载入史册的。大事之外，有些思想文化事件也掀起了一定的波澜，比如那《功夫熊猫》受抵制，比如这“普世价值”遭反对，都值得历史来思考、辨析与记录。　

　　（一）反《功夫熊猫》与“到了北京向左转”

　　京城之地，名人颇多。有几位在2008年春夏之交特别引人注目，比如赵半狄，比如司马南，前一个反《功夫熊猫》，后一个反“普世价值”，都折腾得紧。“到了北京向左转”，一位政界朋友笑言的这句话，看来还真的颇有几分道理。这两位的价值取向很相同，只是前者微观，后者宏视。

　　赵半狄成功抵制美国影片《功夫熊猫》“入侵”中国若干天，这叫“一夫当关，万夫莫开”，蛮厉害的。话说2008年6月16日上午，作为“熊猫人”行为艺术家赵半狄，与若干同好一起，来到国家广电总局电影局，拉起横幅，吁请抵制好莱坞电影《功夫熊猫》在中国上映。赵半狄给出的理由是：好莱坞的价值观在影响了莎朗·斯通等人之后，又跑到劫后余生的中国“捞金”、搞文化侵略，不合适；《功夫熊猫》“盗窃”中国的国宝和功夫。他在罪状清单上是这样说的：“好莱坞这次的圈钱游戏竟盗窃中国的‘国宝’和‘功夫’，打到世界，打回中国，要在劫后余生的中国捞一盆羹。”所谓“劫后余生”，是指中国发生了5·12汶川大地震。

　　原来美国影片《功夫熊猫》到中国来放映，就是“文化侵略”，当年他带着他的“熊猫咪”去美国，亦是对美国的文化侵略乎？你说赵半狄是愤青吧，他年纪也一把了；你说他不学无术吧，人家毕竟还是有自己的专长的。且看赵半狄先生的简历：先锋艺术家，1966年生于北京，毕业于中央美院；从1999年开始，一直用熊猫进行艺术创作，是中国唯一一位始终以熊猫作为全部“艺术线索”的艺术家。呵呵，原来他生于京城，长于京城，学于京城，看来同地域真是摆脱不了干系。地域文化环境，是很能熏陶一个人的。京城熏陶出来的，与别说“到了北京向左转”，结实一个“生在北京向左转”了。

　　我去影院看了《功夫熊猫》，其实那就是一个简单的惩恶扬善的童话般的故事。影评人士说得全面，认为《功夫熊猫》中国元素、中国味儿十足，影片的理念、文化都是中国式的——中国功夫，中国民俗、中国山水、中国建筑、中国民乐被诠释得惟妙惟肖；汉服、宫殿、牌坊、庙宇、斗笠、棍棒、刀刃，甚至细微到瓷器上的纹路都是中国化的。没有一点亵渎熊猫、侮辱中国的意思呀。但赵半狄先生他反对的是自己臆想的熊猫，他竟然看也没看就开始反对了，他想着《功夫熊猫》是美国人拍的就很不爽。赵的朋友为了帮他寻找《功夫熊猫》的“罪证”，不惜去电影院看了两遍，这些“罪证”包括：美国熊猫是绿眼睛的，这应该是编剧或导演很有用心的一笔；熊猫的爸爸是只鸭子——儿童可能会认为是唐老鸭；教功夫的是一只浣熊……赵半狄是学艺术的，他的朋友显然不懂艺术ABC，连起码的童话、寓言是什么形态都闹不明白。

　　（二）裸体冲锋、赤膊上阵的“反普世价值观”

　　在赵大师眼里，《功夫熊猫》的到来是“文化入侵”，他要保要守的是所谓“中国价值”；而在司马南大帅眼里，“普世价值”则大抵是“思想入侵”了——我很愿意分别称他俩为“大师”与“大帅”，这应该是比较好的称谓，相同当中略有点不一样。赵半狄大师与司马南大帅，同处一地，他们形成相似的价值观，这一点也不奇怪。看司马南的简历，原是有名的反伪科学斗士；过去他跟气功师开战，现在他跟“普世价值”开战。从“反伪科学”变为“反普世价值观”，一个人的变化原来可以这么巨大；尽管其中也有点过度，比如“反伪科学”斗士们曾竭力“反环保”，你说尊重自然、敬畏自然，他就说你是极端环保主义，人类不必敬畏自然之类。

　　半狄大师抵制《功夫熊猫》是形而下的，司马大帅抵制“普世价值”是形而上的。一个大背景是，进入2008年之后，南北一些媒体的价值主张出现了很大的差异。南方媒体所论，京城有老牌报纸以充满“文革”气息的笔调，高调地“出击”。凤凰卫视杨锦麟先生在读报时就讲到这是一次“倒春寒”。显然，“倒春寒”思潮的矛头，针对南都，针对南方，针对中国，针对中国的改革开放。我们要看到这种含隐在背后的“递进关系”。

　　司马南大帅直接向“普世价值”开战，起因是广东的南方报业，在那么几篇评论里说到了“普世价值”。司马南在5月23日看到《南方周末》的编辑部文章《汶川震痛，痛出一个新中国》后，“10个小时一气呵成，完成了5000多字的文章”，那就是他的《冷看〈南方周末〉裸体冲锋》。他说：“我不满意《南方周末》和《南方都市报》所宣扬的一些理念，不是一天两天了。远的不说，近来一个比较重要的标志是长平的那篇涉及西藏的文章，还有另一篇文章《国家荣誉制度当奠基于人类普世价值》。从那时起我就有了写一点东西的冲动，后来看到《汶川震痛，痛出一个新中国》，一夜未睡，写了这篇文章。”普世价值在司马南眼里，“很像神话”。

　　说实在的，我当时看到那个“汶川震痛，痛出一个新中国”也发笑，往小处说，“新中国”是个固定名词，有其特定含义，“新中国”就一个，哪里还能“震出一个‘新中国’”？往大里说，一个“崭新的中国”，哪里是这么一场地震就能震得出来的？我向来不屑于有些人动不动在大事情上说“拐点”，你跟你女友结婚这是“拐点”，离婚了又是一“拐点”，可国家哪里有那么多“拐点”？“拐点”哪里那么容易就到来？未免太天真了。

　　编辑部文章有这样那样的缺点，可以“公理婆理”，这个不要紧。不同的人有不同的价值取向，这个也可以讨论。奇怪的是，司马南大帅怒发冲冠，说人家是“裸体冲锋”。呵呵，我怎么觉得，说他人“裸体冲锋”的人，其实自己才是“赤膊上阵”呢。一家媒体秉持自己的价值取向，在那么多的评论里，有那么三两篇写到了“普世价值”，就是“裸体冲锋”了？冲锋冲哪里去？杀到京城去吗？笑话。我看倒是个人积怨于心，时间长了，逮着个机会发泄一通，骂人家是“倒卖普世价值的那帮人”、是“下流精英”，这才叫“赤膊上阵”。

　　司马南说“天下苦南报久矣”，我怎么觉得只是他和他的几个盟友“苦南报久矣”呢？最多再加几个被揭露曝光的贪官之类感觉“苦矣”。南报让一些人“苦”，必让一些人“乐”，“苦”者众还是“乐”者众，这从常识出发不难判断。以“个人”的感觉替代“天下”，这就是司马南的逻辑结构；他如此理解“天下”之概念，而与“天下”接近的“普世”，那么在他眼目里是怎样一个逻辑概念呢？呵呵，大约也只有高坐于京城的司马南，才有这样“天下”感觉和那样的“普世”感觉的吧？

　　（三）“左”总是跟“爱国”与“革命”粘在一起

　　京城与广州，皇城根和大海边，思想文化氛围确实有不同之处。当然，并非不同地域的人思想想法都不同；也不是同一地域的人思想都相同，京城有许多报纸杂志与时代进步的脉搏一起跳动，比如《炎黄春秋》，比如《民主与科学》等等。但不同地域上，有的媒体、有的人士，价值取向有很大的不同，这完全是有可能的。价值取向决定价值判断，价值判断决定价值选择。有人从字面出发，把一些媒体和一些人士的争议，看作“南北战争”，这个我觉得没有必要，最多算个“南北论争”吧。

　　我所在的杭州，在中国的版图上不南不北，对于北京一些媒体与广州的一些媒体的论争，我只是旁观者。多年的阅读，我印象里“南方”的媒体是开放型的，是面向世界的；京城里一些媒体是封闭型的，是面朝过去的。如果说前者是“右”，那么后者则是典型的“左”。这是我个人的阅读体验，与别人无关。

　　一大批左派与新左派活跃在京城，他们仿佛在一丝不苟向“左”走。某些网站是他们的聚居地。“左”似乎从来不会有“错”，更不会有什么危险，因为“左”总是与“爱国”与“革命”粘在一起。“右”呢，“历史的经验”早就告诉你是什么结果了。本来，所谓“左”“右”仿佛两个交叉圆，在主张上有一部分是重叠的；但如今两者似乎越走越远。极左，永远是顽固的，而且因为比较“安全”，所以也是持久的。“左视眼”的人，“赤膊上阵”来反“普世价值”实在也不奇怪的。

　　看过京城个别媒体关于“普世价值”的高论，比如这个说法：“普世”的要害是否定特色。呵，这是标准的上纲上线的“政论”语言。可是，我怎么一直来总觉得“普世”的目的是要发展“特色”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里头，“社会主义”的概念相对明晰，如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比历史上的“社会主义”有很大的进步，恰恰就在于它扬弃了狭隘的“社会主义”，跳出了前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成为了开放的、广博的、吸收世界文明成果、与人类普世价值软实力接上轨的社会主义。

　　任何进步都是艰难的。“特区”的进步是这样，“特色”的进步也是这样。改革开放初期，京城有一篇名为《旧中国租界的由来》的文章高调散发，随后还在媒体上发表，它就是用来影射深圳特区为“租界”的。特区之特，其实就是学习外面的经验。如今“中国特色”之特，难道不也是这样吗？

　　（四）如果给“反普世价值”一个具象的“投票”

　　这次论争，在总体上看，并没有摆脱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发生过的一次次交锋论战的范畴和轨迹，依然陷入了“是资是社”的“老圈子”。“反普世价值”忽然吃香起来，司马南大帅功劳当然很大的。相比之下，赵半狄大师的反《功夫熊猫》，就没有那么吃香了，中国那么多影迷奔向电影院看那个会功夫的熊猫，许多人看了两遍以上，评价巨高，票房大好，很快就过了亿元，创下动画大片新纪录。这就是人心，这就是“投票”。“影票”即“投票”，这不正是表明对抵制说“不”，表明“功夫和熊猫”属于全世界吗？国人怎么这么愿意被“盗窃”呢？赵半狄恐怕想着就难受。这有意思的。试想，如果像赵半狄大师反《功夫熊猫》一样，司马南大帅的“反普世价值”，也有一个具象的“投票”，他会获得怎样的结果？

　　反“普世价值”者，当然懒得准确定义“普世价值”，几乎就是把“西化”当成“普世价值”，甚至把“普世价值”看成是“颜色革命”“和平演变”的代名词。司马南拷问“普世价值”，其实他拷问的是他所认为的“普世价值”。大约也只有他能说出“清王朝就输在没有一根强硬的打狗棍，前苏联则输在集体失语，话语权不灵”之类的梦话。他还可笑地把“不自由”理解、注释为自己不能“自由”地迁徙到美国去。他要争夺的是“普世价值的命名权”，而不是“普世价值”本身，这大约是斗争哲学的现实映射，比较可怕。至于他说“假如世人认定民主是一种普世价值的话，我不会反对”，还真让人哭笑不得，看来他不仅要争“普世价值的命名权”，还要争“民主的命名权”，一个个“普世价值”的外延，他都要争夺命名权，累不累呢？

　　如今的事实是，抵制和反对“普世价值”颇有一些市场，也取得了不小的功效。在反“普世价值”斗士那里，该是寄望“裸体冲锋”者统统“死啦死啦”的吧？想起改革先驱之一、原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任仲夷曾说过的一句话：“有一点出格的言论，就禁书、封报、拦网，这是启蒙还是愚民？”任仲夷自始至终给外界都留下的是“敢言善闯”的印象，体现的就是广东的改革风骨、风气和风格；2005年11月92岁的任仲夷病逝，直至临终，他仍然念念不忘改革尚未成功，寄语同志仍须努力。他真是有先见啊。

　　（五）从“民主是个好东西”到“普世价值是一个好东西”

　　什么是“普世价值”，当然没有定论和论定，参考美国人（一听“美国人”，赵半狄大师和司马南大帅显然不会高兴）所提出的“名著六标准”，大致可以说：普世价值是受众最多的；普世价值是通俗的，不是学儒式的；普世价值是不会因为时代替换而被遗忘的；普世价值言近旨远，不会使你望而却步；普世价值是富有启发性和教育性的；普世价值论及人类生活长期悬而未决的问题。

　　从普世价值形成的历史看，从不同国家的历史价值观来看，普世价值是发展的，在发展中渐渐趋同，由有形渐变为无形，由“形而下”“形而中”渐变为“形而上”。早在十五世纪，西班牙、葡萄牙等西欧探险家们一次次航海探险，向东方远航，进行航海贸易，“探险”成为那个时代他们所崇尚的“普世价值”；后来荷兰发现了企业制度、资本制度克服风险的妙用，建立了证券交易所、期货交易所，“资本”成为当时标榜的“普世价值”；再后来英国进行了两次工业革命，科技对未知世界是一个绝对进步，“科技”就成了英国张扬的“普世价值”……到了近现代，价值观有很大的分化：德国、日本企图把“法西斯”推行为“普世价值”，而前苏联则希望把“计划”当成“普世价值”。与之对立的是，自由、平等、博爱在法国大革命中成为法国所追求的“普世价值”，美国则在立国之后，尤其是在两次世界大战中，把民主、人权标志为“普世价值”……历史是复杂的，进步是实在的，当然，民主、自由、平等这些价值观，并不仅仅是某些国家某些时刻孤立地“横空出世”的，这颗蓝色的星球早已遍地埋下了种子，只是有的区域长得不够茂盛罢了。

　　今天有句常识性的名言叫“民主是个好东西”。推而广之，自由是个好东西，博爱是个好东西，平等是个好东西，正义是个好东西，法治是个好东西，和平是个好东西，人权是个好东西……这些一个个好东西的集合体，不就是“普世价值”吗？所以，“普世价值是一个好东西”。在我看来，当今时代，这些都是我们人类伟大的普世价值：民主、自由、博爱、人权，公平、平等、公正、正义，改革、开放、发展、共富，和平、和谐、慈悲、宽容……这些具体的价值语词，有哪一个是不好的呢？

　　从一个角度看，普世价值即全人类的共同价值观。一些人把“普世价值”分成“西方的”和“东方的”，这本身就很可笑。这是一个常识性的问题，否则还叫“全人类的共同价值观”？温家宝总理在《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任务和我国对外政策的几个问题》中说得好：“科学、民主、法制、自由、人权，并非资本主义所独有，而是人类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共同追求的价值观和共同创造的文明成果。”

　　（六）“普世价值”是一个国家的最大“软实力”

　　在形而上层面，“普世价值”是一个国家的最大“软实力”。当电视片《大国崛起》热播时，就有智识者评论说，遗憾的是片中“普世价值软实力”没有涉及。6月18日一则消息说：美国韩国的专家合作，对美国、中国、日本及韩国进行国家软实力的比较调查，结果显示中国在软实力五大指标——经济、文化、人力资源、外交及政治上，都远不如美国。调查对象包括美国、中国、日本、韩国、越南和印尼约6000个民众，除了印尼之外，所有被接受调查国家的民众都把美国的政治、文化、外交和经济软实力列为第一；在很多领域，中国的排名还低于日本及韩国，“中国在一系列领域都全面落后”。这是中外民众的认识，颇具参考价值。一个国家的真正强大，光凭“硬实力”是不够的，还要有充分的“软实力”，要站上人类普世价值的制高点。　

　　通常意义上说，一个国家在国际上的核心竞争力，就是它的核心价值观。只出口电视机是不够的，要“出口”能够出口的价值观。中国在与世界打交道的时候，是遇到一些麻烦，这一方面是源于它经济硬实力的崛起，另一方面是源于它的制度软实力尚未崛起。在国与国之间存在各种落差的时候，动不动对抗、动不动反对，那是没有出路的。只有和合，才有双赢。中国驻英国大使傅莹女士，在火炬伦敦传递后写下一篇很有分量的思考文章，这些话说得多好：“我衷心希望通过这些事情中国的年轻一代能够对西方有一个更加全面的认识，西方国家仍然是中国改革进程中的重要伙伴。”“世界曾等待中国融入世界，而今天中国也有耐心等待世界认识中国。”

　　世上有使人类认识和思维困惑不已的许多谜。伟大的思想家老老实实承认这些谜的存在。只有这样才能巩固人的智慧而不被摧毁。普世价值与民族主义之间，现代文明与历史传统之间，经济发展与文化独立之间，全球化与区域化之间，确实存在重重矛盾。有问题、有矛盾并不可怕。“君子和而不同”，我们为什么不能“和而不同”地探讨“普世价值”和中国人独特价值观之间的关系，并寻求其中的契合点？这里恐怕本身就有一个心中有没有“普世价值观”的问题。真不愿意看到“跟傻子辩论你会变成傻子，跟疯子争吵你会变成疯子”的情形。

　　（七）让我们“胸怀世界，放眼祖国”

　　普世价值，就像《功夫熊猫》，看起来是似乎是“外国制造”，其实本质上与中国人的人文精神与价值追求并没有多少的不同。抵制普世价值，与抵制《功夫熊猫》在本质上是一样的；同此前抵制法国超市家乐福，也没多大区别。仇恨资本资产，已经在人类愚昧史上演出了一幕幕荒诞剧；仇恨普世价值，亦将也成为人类愚昧史上新的荒诞一幕。

　　本来是真理的隔壁就住着谬误，可如今真理与谬误就合住在一个套间里。思想认识大大落后于时代的人，恰是没有认识到自己思想落后于时代的，否则他的思想也就不会落后于时代了。自然界与社会中，都存在规律，规律是可以被认识的，但是，认识过程中，总有一些似是而非的、自以为是的观念。一般来讲，“半桶水”才淌得很；似是而非的许多观念，正是出自“一知半解”或“一知不解”的人士。

　　事实证明，反《功夫熊猫》最终是反不了《功夫熊猫》，同样，反“普世价值”最终也反不了“普世价值”。要想妖魔化“普世价值”，不那么容易。背叛人类常识、反对“普世价值”的人，大抵是成不了英雄的；就像反《功夫熊猫》功夫用得再足，也成不了英雄一样。就算反成了“史上最牛的反普世价值斗士”也没有用。更重要的是，反“普世价值”，更反不出一个国家在软硬实力上的强大。历史已经证明并且还将证明：“左”的出路，乃是死路一条。可以想见的是，反“普世价值”的斗士注定要在这条路上一直反下去的，这是人家的权利；但在听完斗士们的一万种理由之后，我们一定从云里雾里雾里云里回归于最最简单的常识。

　　步入中年的人，应该都记得一句名句——“胸怀祖国，放眼世界”。是的，胸怀祖国并且放眼世界，这很重要；但是，站在宇宙空间鸟瞰地球，人类真的应该成为世界公民，每个国家的公民，都应该把这句话“倒过来”——胸怀世界，放眼祖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