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币升值很难“说停就停”

2008年7月16日 人民币升值并非是一个可以单纯以遏制思路来应对的命题，更多的政策施力角度，才有助于全面保障国家和国民的根本利益

　　随着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一路“攻城拔寨”，先破八再破七，加上以出口产业为主导的某些省份加工业受到严重冲击，于是，不同建议纷至沓来。当前，多数人认为政府应考虑放慢人民币升值步伐，提高传统大宗商品出口退税率，以防止出口大幅回落。确实，WTO规则下，中国出于鼓励出口目的，完全可以自行对出口退税率进行调整。但是，到了人民币汇率层面，国内对如何调控、怎样调控仍存在认识模糊，这对防范潜在汇率风险非常不利。

　　
　　首先，人民币兑美元汇率的当前值是否合理，或当前汇率涨速是否合理，仍是个缺乏共识的问题。从2005年中期至今，人民币汇率一路上扬，但由于兑欧元维持盘升和兑日圆相对稳定，缓解了部分外贸压力，以至于国内各方对人民币兑美元的容忍底线始终莫衷一是。在这种情况下，空谈涨跌或升值速度调控毫无价值。
　　
　　第二，由于人民币兑美元汇率的形成机制毕竟具有一定的市场化基础，实际代表了内外部资金对中美经济前景的一种预期。客观地讲，当下的均衡汇率也反映了这种比较的结果。至少在目前，这个比价具备一定的合理性。此时，贸然通过行政手段调控汇率，很可能会直接扭曲市场汇价形成机制。而一旦套利机制发挥作用，无异于拿财政资金间接补贴投机者。
　　
　　国内关注汇率风险，总陷入历史循环论的逻辑无法自拔。或追忆索罗斯狙击英镑，或回忆亚洲金融风暴，甚或拿着放大镜看越南动荡。但从来没有多少人真正花力气系统总结历次危机的背景与发生机制。而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出发，即使比照已知危机类型进行“全面免疫”，也无法有效防范全部金融风险。原因很简单，历史上影响深远的金融危机，几乎都是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发生的。在当前中国财政收支健康、外部收支均衡的状况下，谈论金融危机的话题，杞人忧天的意味大过忧国忧民。倒是颇有些利用探讨危机的机会，故意忽悠政策，进而大肆夹带利益团体私货的情况，很值得公众警惕。
　　
　　而中国自进入WTO后，自企业，到公众，始终没有真正确立起一个完整的世界经济游戏图景。当然，一面是利益团体利用“国际惯例”进行“洗脑”的结果，另一方面，我们多数人也缺乏从容面对西方的自信。退一万步讲，假如明天发生针对人民币汇率的恶意投机，且严重冲击到了中国利益，中国政府根本没有必要设计所谓市场化干预机制。在面临资本讹诈的时候，坚守“市场化”干预完全是市场“乌托邦主义者”主编的童话。既然规则由西方强国制订、投机资本实力强过个体国家实力，那么，利用政策控制权随时修订规则就是我们应对一切经济与金融危机的必选项。
　　
　　推而广之，当下关于人民币升值的热论大可转移到更具体、更务实的领域。除通过完善汇率市场体系，强调渐进路径应对投机预期，保障人民币回归真实汇率过程的平稳外，产业政策、财富管理乃至财政手段均可以纳入政策“篮子”。
　　
　　通过产业政策，善用升值压力，政府可对各方资源、产能进行合理引导，辅以多种手段对产业利益格局进行适度平衡。在兼顾安全与收益、集中与分散的策略基础上，通过多渠道的国家财富管理，合理配置外汇资产。
　　
　　财政政策也可以发挥更积极的作用。既可以通过调整出口退税率和进出口关税税率推动调整进出口产品结构，强化产业政策意图，也可以介入外汇资产管理领域，将财政盈余作为购买外汇，委托多元主体投资的第二渠道（这也最为接近外汇平准基金模式）。财政投资更可作为预防内需不振的备用手段，在汇率升速超出预期，净出口大幅下滑时，拉动固定资产投资以维持内需水平。当然，财政政策还可以通过加大转移支付力度、提高所得税起征点等方式，保护国内中低收入居民消费能力；通过加大公共品投入（如增加社会保障、医疗、教育、住房保障等支出），或者购买公益性岗位等手段，用让利于民、提振内需的方式，弥补外需不足。
　　
　　总之，人民币升值并非是一个可以单纯以遏制思路来应对的命题，更多的政策施力角度，才有助于全面保障国家和国民的根本利益。

　　（作者为搜狐特约评论员，未经许可，不得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