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人发一千元”是为了解决分享这个大问题

　　新闻链接：上海政协委员建议给全国每人发1000元

　　是否可以这样说，改革成果已经被分配了，已经被我们分享了，只是我们最大多数的城市、农村居民并未“有效”分享到改革的成果。

　　上海市政协委员刑普的建议近日轰动了各家媒体，“通过向全国人民每人发放1000元的方式让人民直接分享改革开放的成果，作为CPI高增长的补贴，以快速刺激内需。”尽管这一提议并未获准“立案”，但至少说明，有识之士在关注分享改革成果的重要性。

　　刑普当然是有识之士，他是上海汽车集团的副总经济师，曾在美国留学专攻经济学，之后在雷曼兄弟公司做经济分析，正牌业内人士。

作为经过“认真选拔”的政协代表、委员，他决非在哗众取宠或者有意搞笑。相反，他正是注意到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效果不彰，甚至有点力不从心，才从刺激消费角度提出上述意见。

　　拉动经济的力量源泉，无非消费、投资、外贸等等，投资的主动权已经基本操持在国有政府、金融和产业部门手中，小民思虑这个，颇有僭越的嫌疑；外贸则要看美欧的经济走向，虽不乐观，却也是客观条件。只剩下消费可以让人活动活动心思，不过，多数人可以发现，自己的腰包并没有随着飞涨的GDP和CPI一起膨胀。蔡明虽然是演员，但“春晚”里已经代大家问了——这是为什么呢？

　　是否可以这样说，改革成果已经被分配了，已经被我们分享了，只是我们最大多数的城市、农村居民并未“有效”分享到改革的成果。在对内、对外的宣传口径中，改革的成果被描述成了摩天大楼、铁路公路、高峡平湖等等，但现实中，期待多年的住房、教育、医疗等社会安全网却仍或杳无踪迹或南辕北辙。伴随财政收入的迅猛增长，税收的增速、税收的种类却仍然居高不下，社会创造的财富快速进入政府体系的同时，释出机制或曰分享机制并不明晰。这样，体制外自然难免议论纷纷，财富分配的“黑箱”成为社会的话题毫不奇怪。

　　分享是个大问题。建国以来，几代人共同努力、共同付出创造了共和国的经济奇迹。在计划体制下，社会财富的原始积累来自城乡“剪刀差”、来自城市工人的“低福利、低工资”，而改革开放后，这些原始积累的大部分迅速以市场的名义被拆解到垄断企业，农产品的低回报不仅没有改观，原本享有“隐形契约”保护的国企工人群体也终于“下岗”。新的财富所有者却忽间以市场经济的创造者自居，并另外创造了一套“更合理”的分配机制。今天回首过去三十年，无怪乎社保退休金对1950年代参加工作的人群提高标准，实在是应该“更合情”地弥补社会欠账啊。

　　分享是个大问题。中国的国家财富来自全体国民的劳动低回报，在这个基础上，中国承接了来自美国、日本、欧洲的产业转移，成为了“雁行方阵”的一员。无论是进口替代还是出口转移，外贸始终是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现在，由于体制设计的问题，外贸盈余积累成庞大的外汇储备，分散不易、投放困难，抄底不是底，总额的绝大部分还在随着美元贬值而不断缩水。如何活用国家财富、藏富于民，是政府面对的宏观问题。而如何让城乡居民都能够在美元贬值、人民币升值的时候分享到本币地位提升的“重估红利”则是个具体的微观问题。

　　分享是个大问题。当然，还在于如何通过再分配切分我们的财富。谈再分配，多数人都会想到动用税收杠杆，遗产税、物业税……当然是个好主意，但是我们目前连账户实名都没有做好，谁知道上述机制启动后社会财富的差异能不能得到有效调节呢？财富的分配杠杆已经和当初的计划大相径庭，再分配的杠杆如果再次走样，那么贫者更贫、富者更富的局面如何收拾呢？

　　分享是个大问题。不仅在于这个问题牵涉到所有人的利益，更在于分享实在是增长或者发展的目的。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但是，数字的上涨更不是社会主义，如果只是要实现账面的发达，我们完全不需要进行制度的变迁。正是计划经济模式已经走入死胡同，中国才选择了改革，选择了开放。但是，过去三十年，我们似乎只向那些市场经济国家学到了如何启动增长，如何克服周期，却没有学会别的大国百年不衰的核心秘密——如何分配。

　　财富是一块蛋糕，它的创造者有权对分配蛋糕发表意见。分的不好可以重新分配，怎么分配可以大家讨论。只要给机会，只要坐下来，最可怕的是关注蛋糕的民众丧失耐心的情况，那样的话，一番折腾之后的结果必定是既不公平、又无效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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