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华人护火炬 “黑板经济学”与行为经济学

　　近来，笔者与许多国人一样，始终密切关注着北京奥运火炬的境外传递。随着代表和平、交流与友谊的火炬的一站站前行，心情之跌宕起伏难以言表。有愤怒，也有感动。愤怒之事且容我不表，只说感动的，是海外华人挺身而起、喷薄而出的爱国热情。

　　从传统经济学理论的假设与方法出发，海外华人的这次壮举是难以解释的。例如，分析一下他们的“成本”和“收益”：向单位请假，长途奔波数小时，凌晨时分就守候在现场，冒着被袭击的危险，喊“破”了嗓子……他们能得到些什么呢？图的又是什么呢？

　　这并非笔者出于一个经济学人的本能而突发奇想，事实上，经济学发展到今天这个所谓“经济学帝国”时代，其研究领域早已扩展到了人类行为的方方面面。按照冷冰冰的“黑板经济学”（科斯语）的理性选择模型，公共选择学派经济学家奥尔森认为：这种类型的“大规模集体行动”只是一种“感情冲动的非理性行为”，如若不存在“强制”与“选择性激励”，大规模的集体行动根本不可能发生。而另一些经济学家，如塔洛克（G Tullock 1974）、西尔弗（M Silver，1974）等，也试图将传统经济学的假设和成本——收益的分析方法延伸到对“革命”的研究中，他们也得出了与奥尔森大致相似的结论。

　　“黑板经济学”的局限与霸道，在这里显露得十分清楚。传统经济学将“经济人”假设作为其思想体系的前提性假设和基础性假设，并逐渐将其公理化。它主张：人是理性的，是利己的，个人是自身利益的最好判断者，并且个人能够在各项利益的比较中作出理性的判断，选择对其自身来说最大的利益，“以最小的牺牲满足自身的最大需要”。沿着这一思路，经济学日益演变成了一门关于“选择”的学问，关于“最大化”的学问，不夸张地说，逐渐的模型化与逻辑化发展甚至使其变成了应用数学的一个分支。

　　但人真的如经济学家所假设的那么“理性”吗？这样的“理性”能够达成吗？来看几个行为与实验经济学的经典案例。

　　1、你花100元买了一张票看电影。电影刚放映了20分钟，你就发现它很无聊，对你来说，再看下去不仅是浪费时间，还是一种精神折磨！——你会怎么做呢？立刻起身离开？还是继续看下去？——实验结果表明，大部分人会选择继续看下去，起码要看到一半以上才会离开。理由是：已经花了100元了！——但其实不管你看不看下去，100元已经花了，不会再回来！作为一个“理性”人，应该忘记这100元的初始投入，转而考虑自身在未来能得到的效用。再看下去带来的是效用的减少而不是增加，从效用“最大化”角度，应该选择立刻离开。但大部分人不会。

　　2、你准备购买一辆小轿车，为此你花了一个月的时间走访车行，研究了几乎所有的备选轿车的资料，最后你终于决定了一款。这天晚上，在一个聚会上，你高兴地向大家宣布了你的决定，并称第二天就将购买。这时，有个朋友走过来对你说：“千万不要买这一款！我表姐三个月前刚买了一辆，一直毛病不断，最厉害的一次竟然是方向盘失灵！她真是后悔得不得了！”——请问：你第二天还会去买这款车吗？——大部分人选择放弃！起码不会再那么心安理得地去购买了——这表明，在决定选择方面，基于大量研究而得出的基础性概率有时甚至比不上一个偶然的、显著性的事例重要。

　　3、“最后通牒”实验。行为经济学家在全球的许多族群做过这个实验，来探究人类在多大程度上能满足经济学的“理性假设”条件。规则是：承诺给甲一笔钱，条件是甲必须与一个陌生人乙分享。由甲提出分配比例，若乙接受，则甲乙二人可以按照预先说定的比例分享这笔钱；而若乙对甲的分配比例不满意，从而拒绝了，则甲和乙都不能得到这笔钱。每个人只有一次机会——按照传统“黑板经济学”公理般的“最大化”假设：“理性”的甲应该给乙分配一个最小单位的货币，而“理性”的乙则没有理由不接受，因为出于“最大化”考虑，1元总比没有好。但实验的结果是：甲一般会分配给乙40%-50%的比例，而低于50%的货币分配往往会遭到乙的拒绝——这一结果表明：现实的人类行为与传统经济学的“理性最大化”假设相去甚远，除了利益“最大化”，人类行为中还表现出了对诸如公平、公正、平等、友好、合作等价值的诉求。

　　更多的列举是不必要的。诚然，传统经济学的“经济人”假设作为一种高度抽象的理性模型，使经济学理论研究的体系化和逻辑化成为了可能，但正如莱本斯坦因（H Leibenstein）所说：“人并不是完全理性的，完全理性的经济人只能是一种极端的和个别的情况”，任何无视人类理性的局限和界限、无限夸大经济人理性行为的解释价值的做法，都必将使经济学研究越来越远离真实世界。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行为经济学成为了对传统主流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的补充和修正，而不是如某些“从芝加哥来的”经济学家所认为的那样，“只是一堆不成体系的反例”而已。

　　(作者为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