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家要懂得谦恭

　　一段对话发生在大学者胡适与大历史学家唐德刚之间。据唐德刚在《晚清七十年》一书中回忆：有一次在胡适的公寓里，胡适谈兴很浓，向作为学生的唐德刚“大谈民国政治”。言下之意很清楚，如果当政者早听了他的话，中国一定会如何如何。

　　另外一段对话发生在经济史学大家布罗代尔与对主流经济学非常精通的法国《世界报》编辑法布尔之间。在一次研讨会上，法布尔不无挑衅地对布罗代尔说：“这里的危险是，‘布罗代尔主义’可能很堂而皇之和轻而易举地为一些与马克思主义依旧藕断丝连和企图重振左翼的知识界人士提供某种安慰。”布罗代尔回答说：“您已为我证明，一位好的经济史学家不可能同时又是经济学家。同样，经济学家同时兼顾历史事实的又实属罕见。”

　　对于胡适的具体建议“无一不错”，唐德刚写道：“我当时所说的虽是冒犯老师的一句戏言，但是四十年后反刍之，则觉学生之言，未始没有三分哲理。盖‘抽象哲理’每多出于智慧，可于参禅打坐之中求之；而‘具体建议’若无长期‘实验’，安知疗效？”他的意思很清楚，书斋里的学问与现实的实践其实相去甚远。

　　布罗代尔认为“一位好的经济史学家不可能同时又是经济学家”，则其实是一种嘲讽，即对当时背景下主流经济学家抱着自己的理论不放而罔顾经济史上的事实的一种不满。所以，布罗代尔说：“我只承认事实，试图分析摆在眼前的东西，不轻易相信经济学家的理论，即使对供求关系这类老生常谈也是如此。”

　　以上两段对话，应该对中国时下的经济学界有某种启示。

　　这些年，中国经济学家提出的许多意见与建议，其中有很多对于中国改革开放与经济发展发挥了很好的作用，但也有一些意见与建议则也犯了“罔顾事实”的毛病。比如，明明职工工资占GDP比例一再下降，有的经济学家仍然提出，一旦提高职工的工资，则会降低国家竞争力，所以，不能提高职工工资。而在经济史上，日本、韩国等同样作为后发国家，在面对开放的世界市场的过程中，仍然由政府提出并实施“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并未降低其竞争力，反而提升了人力资本价值与国内产业结构，提高了竞争力。再比如，至今国内仍然有不少经济学家停留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期以前的水平，津津乐道于批评所谓“福利国家”，而恰恰是北欧福利国家，这些年仍然在不断出台类似为60岁以上的老人增发保姆费用等福利措施，但其竞争力仍然高居于世界竞争力排行榜前列，同时经济仍然维持了可持续发展，而且西方经济学界都对福利国家作出了新的评价。

　　最令我感触深的对比是，几天前亲耳聆听了一位前辈在某个论坛上说“中国不存在贫富分化，更不存在两极分化，说这话的人是别有用心”；而最近国家审计署审计长李金华公开表示：“社会不公问题是影响社会安定的一个重要因素。目前中国在一定程度上存在‘马太效应’，穷人愈穷，富人愈富，这与和谐社会的要求是不相容的。”

　　要说起这些经济学家的理论，几乎也“无一不对”，因为都在新古典范式中找得到根据。但正如科斯所言，新古典经济学“不过是黑板上的经济学”，或者如唐德刚所说的，“可于参禅打坐之中求之”。而现实经济社会生活中面临的约束条件非常多，非常复杂，又哪能是“经济学中的三招两式”能解决的呢？

　　当然，我绝对无意否认经济学家对国家的贡献，更无意否认经济学有价值。我只是想提醒一句：在经济学仍然维持显学地位的当下，经济学家不能认为自己能包打天下，而要懂得谦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