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风庆轮事件”看邓小平清醒理性的爱国主义

　　那些彻底拒绝“为中华复兴向环球学习”的民粹主义言论，在最好的情况下，是真信者（我的朋友里也有几位）以自己的糊涂观念误国误民；在最坏的情况下，是假信者（如江青之流）以狂热言词祸国殃民，而他们私下里的所作所为，与他们在公开场合下的表现正好相反。

　　最近网上掀起了关于爱国主义的争论，这让我想起一件事。4月上旬我们去江西农村考察，由于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发动30周年，我特别提出，无论如何要专程去看看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当年下放劳动的新建县拖拉机厂。

　　从1969年10月到1973年2月，在“文革”中被罢了官的邓小平在这间又小又破的厂里当钳工，每天从住所步行到工厂往返数次。这三年多的磨难，却对中国以后的政策变动影响深远。因为在这里，邓小平有机会与基层民间全方位接触，切身了解到极左政策对社会经济的破坏。他50年前在法国勤工俭学时看到的那些设备，可能都要比这个拖拉机厂的先进。

　　1973年春回到北京领导岗位的邓小平，一步步努力纠正极左政策，这就触犯了靠“文革”路线飞黄腾达的那帮人。为了在四届人大开会组阁之前再次打倒邓小平，1974年下半年，“四人帮”决定利用“风庆轮事件”（它是国产的一艘万吨货轮，技术较落后）发难。

　　负责经济管理的一些务实干部当时议论，国内造船的速度既慢成本又高，造出的船质和量都满足不了需要，因此提议向国外买船或租船，以缓解交通运输的难关。主持国务院日常工作的邓小平实事求是，当然明白当时中国的经济技术情况非常糟糕，认可这项合理的建议。而江青等人得知风庆轮上的负责人员在试航途中反对批判“造船、买船问题上的崇洋媚外、卖国主义”，于是就借批判交通部“崇洋媚外”来影射攻击周恩来、邓小平等务实领导是“70年代的李鸿章”，发动一场民粹主义的声讨运动。

　　1974年10月14日，江青从新华社内部刊物《国内动态清样》上，看到有关风庆轮的报道（即《发生在风庆轮远航途中的尖锐斗争》一文，是由姚文元批交新华社刊登的），严厉批判“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的洋奴哲学”。江青立刻写下大段批语，并给在京的政治局成员写信，说该报道“引起我满腔的无产阶级义愤！试问，交通部是不是毛主席、党中央领导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部？但是交通部却有少数人崇洋媚外，买办资产阶级思想的人专了我们的政”。“这种洋奴思想、爬行哲学，不向它斗争可以吗？”她要求“政治局对这个问题应该有个表态，而且应该采取必要的措施”。王洪文当天即表示“完全同意”，随后马上跑到长沙向毛泽东告状，说邓小平还是在搞过去“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那一套。

　　虽然由于周恩来的从中协调，江青和王洪文这一次没能立即把邓小平整倒，几个月之后，他们还是得手了。在1975年“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邓再次被打倒，“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的洋奴哲学”，是批判他的一颗重磅炮弹，在报刊上每天重复，直到1976年底（详见《邓小平在历次论争中———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100周年文集》，中宣部新闻出版总署重点推荐图书）。

　　“四人帮”垮台后揭露出来的材料说，就在江青一帮人用民粹主义的口实猛批邓小平“崇洋媚外、洋奴哲学”的那些年头，他们继续用稀缺的国有外汇资金进口西方的原版电影等，专供自己享受。

　　从江西参观了邓小平劳动过的小厂，一路上回味这段历史，我觉得至少有两点值得我们记取。第一，一个真正的爱国者，应该坚持清醒、理性的爱国主义，面对以“洋奴哲学”等民粹主义的指责时不动摇。邓小平的智和勇表现于：在那样一个极左思潮热昏的年代，他清醒地看到祖国落后在哪里、已经落后到何种程度；清醒地指明要把中国经济带出困境，应该向先进的外部世界学习和引进。正是这种理智的“为中华复兴向环球学习”的视野，引导了1978年发动的改革开放跨世纪大潮。

　　第二，那些彻底拒绝“为中华复兴向环球学习”的民粹主义言论，在最好的情况下，是真信者（我的朋友里也有几位）以自己的糊涂观念误国误民；在最坏的情况下，是假信者（如江青之流）以狂热言词祸国殃民，而他们私下里的所作所为，与他们在公开场合下的表现正好相反。

　　（作者系中国政法大学客座教授，香港科技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