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学良：官员牺牲部分隐私是现代政治的常识

　　完整的个人隐私权只适用于一个国家的普通公民。对于该国担任公共职务的人即“公家人”而言，他们的个人隐私权必须牺牲一部分；担任的公职越高，牺牲的部分越多；担任很高公职的人，几乎没有个人的隐私权。

　　媒体报道，2008年3月初的“两会”期间，有多名人大代表提出，我国要立法规定政府官员定期公布家庭财产。

　　这种评论如果是真诚而发的，实在暴露出评论者自己缺乏时代感，不懂得现代社会的基本准则之一便是：完整的个人隐私权只适用于一个国家的普通公民。对于该国担任公共职务的人即“公家人”而言，他们的个人隐私权必须牺牲一部分；担任的公职越高，牺牲的部分越多；担任很高公职的人，几乎没有个人的隐私权。他们的个人隐私权之牺牲的幅度，与他们手中掌握的公共权力的“量”和“质”恰成正比———对于那些掌握军警权的人而言，即便他们的级别低于那些掌握民政权力的人，前者的个人隐私权受到的保护更少。越是法治严明的国家，这种“公共权力”与“个人隐私权”不可兼得的状况越是普遍，因为以“私权”损害“公权”，乃是人的本性。

　　比如在美国这样很讲究隐私权的社会，你要是申请联邦政府里跟外交和国防相关的职务，即便不是高级职称，你也得经过个人背景的严格“安全审查”，申报你的婚姻、家庭和财务等方面的状况。对于在美国政府里担任那些与外交和国防不相关的中低级职务的人，他们虽然不必经过个人背景的严格“安全审查”，但却时时处于新闻媒体的聚光灯之下，日子更不好过。所以在美国政界有一句俗语，叫做：“你要是受不了蒸汽熏，就别进厨房。”诚哉斯言！

　　其实记忆力好的人们都记得，新华社2006年8月29日就发表过一条相关的消息，当天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专门发了一个措辞严厉的文件———《关于党员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规定》，要求党的领导干部必须向组织部门汇报重要的个人生活情况，诸如家庭婚姻关系的变化、子女是否与外国人结婚、家庭的各类投资及所得。

　　中共中央发的这个措辞严厉的文件，并不是开天辟地的第一招，至少在1997年就发过类似的文件。时隔多年又重发重申，说明了什么呢？至少说明了两点：

　　第一，说明中国国内的各种物质条件、生活方式更诱惑人了，令人更加难以抵挡了。一不小心，就能让手中有权的人“黄了，黑了，跑了”。

　　第二，说明过去仅仅靠组织部门的监控越来越不够，他（或她）有了重要的个人新情况都不向领导汇报，你又怎么去监控？这恰恰就是“自上而下”的监控体制的盲点之一。

　　笔者多年前就呼吁，要把反贪污的廉政建设当作一项系统工程来稳步、持续不断地进行。要把“官员自我申报”、“自上而下”的监督和“自下而上”的监督有机串联起来，力求在全国范围内尽快建立起宪法保障之下的、常规的、多层次多方位的防范公职人士滥用职权的制度。这对政府好，对社会好，对他们的家庭好，对他们自己也好。

　　（作者系中国政法大学客座教授、香港科技大学教授，来源：南方都市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