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涛：被告死亡，合法权益无法声张？

    黑龙江省大庆市中级人民法院近日开庭审理了王泽芬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在审案过程中，一名与王泽芬非亲非故的叫阎根的老人为争取走上法庭而四处奔走，但他的心愿却最终没有实现，抱恨而归。原来，这位老人的儿子阎立昕生前与王泽芬一起被警方立案侦查，但在起诉阶段却因病死亡。不料，阎立昕在一审判决中被法院判为主犯，王泽芬则因被认定为从犯而从轻判决，阎根想为儿子辩护，却根本无法出庭发表意见。

    《检察日报》的这一报道引起了我的深思。在我国《刑事诉讼法》中有这样一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追究刑事责任，已经追究的，应当撤销案件，或者不起诉，或者终止审理，或者宣告无罪：……（五）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死亡的……”然而，对于死亡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虽然法律上中止了对其进行的刑事追究，但是在日后的刑事诉讼中，却没有规定其近亲属参加刑事诉讼的权利。因此，法官可以拒绝死亡被告人的近亲属参加诉讼。这样，阎根就根本无法通过自身的陈述，来改变法官对于他死去儿子犯罪事实的认定。

    程序正义源于英国古老的自然正义，自然正义的两个基本原理是：任何人不能做自己案件的法官；法官应当听取双方当事人的意见。而上述状况显然有违程序正义。任何案件，只要涉及对于当事人行为的认定，就不能缺少听取当事人陈述的程序，即使当事人已经死亡。这个道理很简单，其一，即使当事人已经死亡，但是当事人有近亲属，法院判决对于当事人的否定性评价，会影响到社会上对于当事人近亲属的评价，当事人的近亲属当然有权利走上法庭申述意见。其二，被告人虽然已经死亡，但是，如果法院判决认定被告人有犯罪行为，那么其他当事人或者检察机关可能就会以此提起民事诉讼，被告人的遗产就可能被要求偿还相关的债务，这个刑事判决必然会影响到被告人遗产继承人的合法权益。其三，当事人已经死亡，其近亲属不能出庭辩护，其他共同犯罪的被告人完全可以将罪行推到死亡的被告人身上，从而推卸自身的责任，这将使法律的公正判决无法实现。

    在涉及死亡被告人的共同犯罪案件中，法院判决涉及对死亡被告人的评价可能是难免的，但是，这种评价的得出，一定要符合程序正义，要具备让相关当事人参与并发表意见的前提。因此，我们的《刑事诉讼法》有必要增加死亡被告人近亲属参加诉讼的权利。我们虽然承认检察机关有“客观公正”的义务，但实践证明，检察机关有自身的诉讼追求，也会出现与被告人乃至被害人不同的立场，《刑事诉讼法》为此还专门规定了被害人及其近亲属参加刑事诉讼的程序。既然与检察机关诉讼立场相近的被害人有权参加诉讼，那么，死亡的被告人近亲属就更应当参加诉讼，来捍卫自身的合法权益。

    英国法官丹宁勋爵说：“实现公正，即使天塌下来。”这话不知激励了多少人为追求法律正义而进行不懈的努力。今天，我想说的是：“实现程序正义，即使被告人已经死亡。”我们不能因为被告人死亡就将程序正义搁置。这是对死者的交代，也是对生者的交代，更是对社会正义和法律公正的交代。

（来源：东方早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