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叫尹方明的医学博士死在广州街头，因他遭受警察盘查产生冲突警察开枪致死。
一位叫梁云贵的农民死在四川宜宾的派出所里，因他摆摊被城管叫到派出所里“教育”致死。
这是先后两场见诸报端的悲剧。
管他达官显贵还是贫贱草民，都难免一死，从这个角度来讲死神面前人人平等，但就一个人在死神面前的抗风险能力，以及其死产生的影响而言，人和人是不平等的。如果梁云贵不是一个可怜的小摊贩，而是一个官员或者在当地投资的富人，城管不可能抓他，也就不会如当地警方所称的“因激动心脏病发作”而死亡。
就两场悲剧的死者尹方明和梁云贵而言，他们的死引起的反响也是有差异的。我们设想一下，如果广州那位警察开枪致死的不是一位著名医院的副教授而是四川农民梁云贵，会引起这么大的反响么？和梁云贵相比较，尹博士背后的社会资源更为强大，因为他的职业他的学历，更能吸引眼球，媒体也便更能给予关注，他所供职的医院和同事也有一定的能力站出来为他的死追索真相和正义，所以我们看到了网络和纸媒关注此事的热度，死者的家乡安徽的报纸在标题中特别突出“皖籍”二字，让家乡人对从安徽走出的优秀儿女在异乡惨遭不幸掬一把同情泪，燃一把不平火；所以才有当地高级别的官员出面表态。而梁云贵死了，他的亲属也想到追索真相，可效果呢？先是地方政府不许他亲属追究责任，希望比照交通事故处理此事，实在推脱不了便花３８万纳税人的钱让死者亲属噤声。如果不是某家媒体报道此事，这场悲剧将无声无息消失在如流的时光中，一如宜宾翠屏山下的长江，那些水珠那些沙砾或沉或浮，无人知晓。
然而我们只能说和农民梁云贵的死相比，尹博士的死泛起的涟漪大一些。如果公权力不能得到有效的监督和制约，它可以向摆摊维持生计的梁云贵施暴，同样也会向有私家车有一定社会地位的尹博士施暴，无非是成本略有差别而已，从这点来看，两人没什么不同，都是弱势者。身怀利器者，不仅需要比其他人更强的自我控制力，社会制度对其也应该有更严格的控制手段。
就在尹、梁两位的悲剧发生后不久，北京又发生一起悲剧。和笔者同样从湖南来京的老乡肖志军，他和怀孕的妻子一起在某饭馆打工，现在他被网上许多人斥之为“人渣”。原因是妻子难产时送进医院，他不愿意签字剖腹坐失了抢救良机，导致产妇胎儿死亡。对肖志军的不愿意签字，可以说他偏执、愚昧，但不能说他不爱自己的妻子和将出生的孩子，他和其他的丈夫和父亲没什么区别。且不说他偏执、愚昧所形成的远因，如没有受到良好的教育、一直处在社会的底层等等，只说他不愿签字的直接原因，我以为不能简单地谴责他。他不愿签字，一是因为他的妻子没有医疗保险，所有的手术费用要自己掏；二是因为他对现在的医疗机构不信任，担心医院会小病大治，所以在事关妻儿生死面前他没能做出正确的判断，这两个原因在当今是很有普遍性的。有谁不知道小煤窑安全事故频发的危险？可中国小煤窑下从来不缺工人。电影《三峡好人》中的韩三明，对一起搞拆迁的工友事先声明挖煤的安全隐患，可长久沉默后那些工友毅然背起铺盖和他一起去山西挖煤，原因很简单：挖煤比搞拆迁挣得多。
吴思先生在《血酬定律》中提出“命价”的概念，理论上说生命是无价的，但现实中生命的价格是有差别的。城镇户口和农村户口的人遭受交通事故得到的赔偿不一样，这就是命价的差别；尹博士惨死和梁云贵惨死，有关部门用于善后的成本肯定会相差悬殊，这也是命价的差别；有医疗保险或者家境殷实的人不会像肖志军那样执拗地不签字而会为救命不惜钱财，孕妇胎儿很可能得救，这同样是命价的差别。
我们追求人人生而平等，但同命不同价却是残酷的现实。
（来源：潇湘晨报）
(责任编辑：liujing)
《变形金刚2》送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