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亡指标恐成“数字政绩”游戏

　　在我看来，这世上最冰冷的词语，应该是死亡；这世上最僵化的概念，应该是指标。如果把死亡与指标这两个词语紧紧联系在一起，那必将辐射出极其冷漠无情、怪异吊诡的意味。

　　然而，“死亡指标”就是一种现实存在。

比如，在4月末公布的“北京市各类事故死亡人数控制指标”中，死亡人数已精确到个位——指标规定：北京各类事故死亡总人数应控制在1733人之内。其中，交通肇事为1373人、火灾为33人、生产安全为196人。全市死亡总指标还向各区分摊。(据5月24日《南方周末》)

　　这样的“死亡指标”发布，无疑容易让民众的心理产生恐惧、紧张、压力之类的情绪。因为“死亡指标”实在太冰冷，只是为利于相关领域的有效管理与责任追究，就残酷地划定了一个界限，来派生出一种可接受的“合理死亡”；而这些死亡的形态，恰恰又指的是非正常性死亡。

　　事实上，“死亡指标”的合理性备受质疑。谁都知道，死亡是不可预期不能规划的，而历年出台的“死亡指标”，其依据只是尽量要比上一年少。这无疑是一个虚妄的非理性标准。就连负责制定指标的职能部门也称，“其实我们也知道，这个指标有不科学的地方”。但是，如此冰冷无情且不合理的指标，却在中国“指标体系”中占有显赫的位置，甚至是考察官员政绩的重要依据之一。

　　尽管我并不否认，这样的指标会让相关官员在具体管理工作中产生特定的动力，但是必须承认，“数字政绩”从来是一个带着“原罪”的概念，其真假虚实有着太多的人为因素。比如“死亡指标”，交通事故发生后，7天内算事故死亡，要占指标；而7天外不属事故死亡。交管部门就存在一个潜在愿望：即使人要死，也要尽量拖过7天；在矿难发生后，有神通广大的人士，为遇难者安排异地火化、安抚家属“口禁声”，确保遇难者不占用“死亡指标”；有关“死亡人数”瞒报现象更是频发。就在不久前，国家安监总局还通报了四起矿难瞒报事件。

　　据行政学专家称，在法制化比较完备的国家，可以通过法律严厉制裁安全事故的责任人，还可以对预防事故的安全标准作出法律规定，予以严格贯彻，因此并不需要具体的行政指标。也就是说，“死亡指标”本质上只能属于行政主导的社会管理体系中的一种“对上不对下”的政绩工具，这样的“指标管理”模式，在现实施行中必然导致异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