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否只有“死亡指标”才能震慑官员？

　　4月末，北京市公布“各类事故死亡人数控制指标”引发舆论关注。记者从公安部获悉：“死亡指标”依据2004年颁布的《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安全生产工作的决定》设立，在全国至今已实行3年。这一指标在中国“指标体系”中的地位正一路飙升——2006年，被写入国家的“十一五”规划，是考察官员政绩最重要的依据之一。

　　据报道，年度总“死亡指标”由国务院安全生产委员会给出，按照“实际情况”，把这些指标逐层分解。之所以用“死亡指标”考核官员，相关部门公开的说法是，现在官员都以政绩为考核依据，定了指标，才能让官员更有动力。但笔者认为，此举有“重政绩、轻生命”之嫌。保障安全生产的指标为什么是“死亡指标”而不是其他指标呢？是不是只有死亡，才能震慑官员？

　　这个指标目前虽有争议，但因为没有更合适的措施来取代，相信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内也不会有大的改变。依据国家安监总局负责人的说法：实行这些指标后，全国事故总起数和死亡人数逐年下降。2005年，事故起数和死亡人数较2004年分别下降了10.7%和7.1%。但是，死亡人数是否完全真实，“死亡指标”与数字下降又有多大关系，这些还需要观察。毕竟数字变化有很多人为因素，而此前瞒报现象更是不胜枚举。

　　从表面上看，“死亡指标”确实对相当一部分官员起到了震慑作用，但实际意义并没有那么大：一是，如果把死亡数字控制在指标之内，是意味着没有死亡，还是意味着主管官员没有责任？二是，死亡人数是否占“死亡指标”，也存在人为操作的可能，譬如交通事故发生后，7天内死亡算事故死亡，要占指标，而7天外死亡不属事故死亡，交管部门可能就会想方设法把“死亡时间”拖过7天；三是，部分地方官员出于仕途需要，有可能出现“村骗乡、乡骗县、一直骗到国务院”等问题。

　　其实，“死亡指标”看起来，更接近于政绩指标，而非安全指标。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人的生命只有一次，严格管控预防渎职，比事后责任追究更用意义。所以应把对官员的考核指标放在生命之前，而不是生命之后。虽然说，“死亡指标”一定程度上能影响到对官员的考核，但到底影响多少，能不能影响到政绩之外的利益，比方说金钱、权力资源，就不好说。从这个意义上看，“死亡指标”绝对不能和“政绩”画等号。

　　没有什么比生命更重要。而要想真正达到消灭安全事故的目的，必须在事故发生之前和生命存活时就想办法，因此出台预防性的安全指标，比“死亡指标”更重要、更紧迫。以笔者之见，这种把“死亡指标”与官员政绩挂钩的现象，充分暴露了过去主管部门在预防事故发生方面的欠缺，暴露了政府在安全生产管理方面的软肋。

　　据报道，就在各级政府分解“死亡指标”的同时，陕西铜川矿务局却抛弃“死亡指标”，而在事前安全指标上想办法。2007年初，铜川矿务局首次提出安全生产“零”目标管理，不再下达死亡指标。通过“人员无失误，系统无缺陷，设备无故障，管理无漏洞”的“四无”管理，来避免事故发生。虽然客观上说可能不会百分之百避免伤亡，但至少说明铜川矿务局更懂得尊重生命，让人的生命价值超越官员的政绩。

　　“死亡指标”的盛行，只能说明安全指标的缺失。安全指标缺失不仅体现在具体行业的安全生产管理环节，更体现在法律、制度上的不完善。如果法制健全，不但可以通过法律严厉制裁安全事故的责任人，还可以对预防事故的安全标准作出法律规定，予以严格贯彻，这一点尤为重要。

　　我们现在缺的正是预防事故发生的安全标准的法律依据。只有健全法制，才能让政绩退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