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最牛钉子户和张鸣教授相互学习

　　经过一段时间剑拔弩张的较量之后，人大教授张鸣炮轰大学官僚化和重庆最牛钉子户维权事件都逐渐淡出新闻媒体的视线。这两个事件几乎发生在同一时期，也都是对某种权势集团的挑战，以至于有媒体认为，张鸣就是学术界的“钉子户”。

但耐人寻味的是，两个事件的结局却不大相同。正如林达所说，张鸣或许被迫出走，但张鸣走后，大学的弊端并不会变。而杨武、吴苹夫妇却出人意料地选择了和解，因应着《物权法》的出台，引发了全国人民的学习，尤其是许多政府官员的学习，真正开始对制度的执行发生着重要的心理影响。如果把这两个事件都看做社会运动的话，由杨武、吴苹夫妇引发的权利运动在网民、媒体、法学家、政府甚至发展商的配合下，上演了一场好戏，对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张鸣引发的这场戏却似乎走着传统的循环，双方势不两立，然后挑战者以悲情英雄的形象准备愤然出走，而原有的格局依旧不变。

　　这不能不使人们想到利益表达的策略问题。在新一轮社会变革的过程中，各个利益群体的利益表达和利益协调越来越成为民生政治过程的焦点。如何进行有效利益表达，如何使得自身权益在关系民生的决策过程中被关注和维护，如何实现相互间的利益协调和包容，这些都是公民在民生政治中需要学习的内容。上述两个事件，就结果而言，再一次彰显出，在民生政治过程中平民精英的智慧和一些知识精英在利益表达方法上的不足。

　　在利益表达方面，首先个人应该敢于表达个人的权益，而不必一下子上升到公共权利上。在张鸣的炮轰事件中，张鸣教授一开始试图说明这不是个人恩怨，而是关系到大学改革和学者尊严的问题，这似乎是一种升华，但是却也使得他的利益诉求显得抽象，很难引起人们充分的共鸣。因为不管你承不承认，在生活中，抽象的公共权利总是要来自个人的具体权益，人们需要看到，感受到。而重庆的牛钉却始终围绕着那幢孤零零的小楼来谈权利，谈法治，这也使得支持者和反对者都能够比较明确对方真实的利益表达内容。随着《物权法》的公布，个人权益的维护，即使是面对公共利益，也具有了相当程度的正当性。这方面，平民精英要更加敏锐地认识到这一点。

　　而且，利益表达还需要直接指向可以实现的目标，如果重庆的牛钉真的被媒体忽悠晕了头脑，而真的要为某种物权精神视死如归，那么结局可想而知，幸亏他们仍然是实在的，在对等的谈判中能够拿到自己明确的利益，那么就应该和解。而知识精英很容易把自己的目标上升到一个抽象的宏观的目标：大学要革除行政化的弊端，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事，而原初的抗议克扣研究生经费和要求公平评定教授职称的诉求却反而淡化了，这样无论支持者和反对者都不知道运动究竟要走到什么地方，怎样才能感觉到自己的努力能够看到具体的实际的成效。一个抽象的宏大目标使得张鸣教授除了获得道德制高点以外，却对这场他真正要发动的行动的结果于事无补。

　　而相反，重庆的牛钉却一方面把自身的目标直接指向这所具体的房子的动迁补偿，另一方面又把事件上升到对公民私人财产的保护这一意义，这种具体和抽象的结合，使得人们可以看到运动的意义，也使得最后的和解可以达成。

　　此外，利益表达者还不能仅仅将自己的利益说出来就完事，他还需要用各种各样的方法来使得利益表达能够真正影响到决策者，在整个牛钉事件中，可以看到牛钉及其支持者们在法律框架内的种种策略和方法：挥舞国旗，在媒体面前说宪法以及网络照片的传播，都使得政府、房地产商面临着压力，而开始积极和他们谈判。这方面张鸣教授似乎更像一个孤军作战的文人，只是不断地在博客阵上倾诉和呐喊，却没有什么更多的行动，影响自然要小。

　　最后，就是利益表达最终不是要使利益对立的两方一定分成敌我阵营，不是一定要证明自己的利益诉求总是对的，而是应该寻求和解，寻求妥协。其实张鸣事件，双方完全可以再坐下来谈国关学院可能的政策调整和可能的改革方向，但我们却看不到这种态度，似乎两者之间已经没有什么通融的余地。有的时候，我们的知识精英确实是可以从这些平民精英身上学到许多。

　　当然，张鸣教授也有可贵的地方，他至少没有举着煤气罐，要与国关学院的领导同归于尽，这是牛钉事件中最容易误导的。不过在维权的抗争中，被迫出走总不是上策，坚持下来，将远大的理想化成具体的细致的目标，一步一步争取才是真正公民应该走的道路。在这方面无论是教授还是开餐馆的，都可以相互学习到很多东西。(作者系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副教授)南方都市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