户籍改革应彻底告别小城镇战略

　　旁观者清，当局者迷。古人的话在中国城市化问题上也得到验证。早在2000年，美国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Stiglitse）就断言，影响21世纪人类社会进程两件最深刻的事情：第一是以美国为首的新技术革命（互联网威力举世皆知——作者注）；第二是中国的城市化。

　　但我们自己似乎对此并不明了，不仅不清晰中国的城市化会发生什么，甚至有时候采取驼鸟政策，对正在发生的轰轰烈烈的城市化运动视而不见，任其“自生自灭”，而对城市化需要的制度和观念变革采取极不负责任的“袖手旁观主义”。

　　中国的户籍改革远远滞后于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也远远滞后于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开始的“农民进城运动”（始称“盲流”），1998年底国务院有条件放开小城镇入户限制，标志着户籍改革的艰难启动。同时放开的还有大中城市的夫妻与子女入户政策。但时至今日，“首善之都”北京还在以“特殊性”为由阻止合法的夫妻和子女入户。

　　中国的传统文化基因对农民进城始终抱着恐惧和敌意，因此想方设法让他们“就地安置”，喧嚣一时的乡镇企业运动和小城镇户籍改革战略都不能不受此影响。但事实证明，两者都远远满足不了时代的需要，甚至可以说基本上是个方向性错误。乡镇企业基本上以破产关门告终，留下一大堆被破坏和污染的环境等待着漫长的时间来修复伤痕；小城镇户籍改革战略也没有从根本上带来人的解放、经济效率的提高和产业分工及就业机会的增加。很多人是在小城镇买了房入了户，但城市并没有提供任何基本社会保障，而青壮年也绝大部分没有留在小城镇，而是到更为发达的大中城市打工和创业，留在小城镇的，基本上是“9961部队”，老人们在那儿帮忙照看孩子和家。

　　当代中国的城市化运动一开始就是以大城市为重镇的。日本东京经济大学副教授周牧之在《高密度城市社会来临》一文中写道：“在笔者主持的中日合作的城市化政策调研中，调查团曾经对中国的人口移动做了一个比较保守的模型。这个模型告诉我们，到2030年长江三角洲地区将增加1.9700亿人，形成一个人口总数高达3亿3000万人的大规模、高密度城市空间。届时，江苏的南京、苏州、无锡、常州、南通等城市可望成为1000万人口以上的大型城市。拥有3000万人口的东京大城市圈是当今世界上人口规模最大的大城市圈。但是20—30年后，在中国将出现数个规模为东京2—3倍的大城市圈，在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将出现2—3亿人口规模的大城市群，这意味着中国将面临建设人类历史上史无前例的大规模、高密度城市社会的大挑战。中国的城市化进程面临着一场史无前例的大规模人口移动，它的规模和速度将是欧美、日本、东南亚各国经历的人口移动所不可比拟的。”清议先生的研究表明：目前中国的城市人口增长已开始进入第四个阶段，全国城市人口比例每年上升幅度有望接近1.5个百分点。据专家研究，北京市常住人口有望在2025年达到3000万人。但事实上，大城市的人口上升已经远远超过1.5%。以北京为例，2005年末北京全市常住人口（在京居住半年以上人口）1538万人，比上年末增加45.3万人，比2000年末增加174.4万人；2006年又增加43万人。每年均在3%上下。而这是个不完全统计的数字，因为很多外来人口并不主动进行暂住登记。2007年北京两会期间，北京市长王岐山就坦言，北京具体有多少人，谁也说不清，但瞬间人口达到1700万绝对没问题。而且我相信，很多中小城镇的户籍人口增加，将出现不少户在人不在的“空户”现象。

　　当代中国的城市化为什么是大城市化而不是小城镇化？除了中小城市聚集效应不明显、产业分工不足以外，最根本的因素在于制度和文化。中小城市以权力为核心的金字塔型权力和资源配置结构使权力分配资源的特征极其明显，地方党政一把手几乎具备“县市王”的一切条件。其导致的人际关系内耗重重，许多人一辈子都被迫沉溺在请客送礼、吃喝应酬的人际关系中无以自拔。这样的生存状态，不仅严重影响人的效率，而且严重影响人的精神状态和生活质量，形成一个典型的压抑状态下的“中国社会中层生态”。联合国统计表明，城市人口增长最快的是100万人口以下、5万人口以上的城市。我国的情况刚好相反，10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发展最快。

　　户籍改革只有先拿大城市、特大城市开刀，才算抓住了时代的脉搏。北京、上海、广州这些未来大城市群中的“首位城市”，更应该全方位为每年平均3%以上的净增人口做好各项制度准备。

(责任编辑：李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