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的专栏文章选择“建设创新型国家”为话题。我在文章中谨慎又不客气地提出，只有创新制度才能创新国家。

　　今天的专栏从上海襄阳路说起，以进一步佐证我的立论。

　　襄阳路横穿淮海路，路不宽，名气却大于淮海路直至南京路好多倍。当年巴金曾在此小住写过一阵小说《春》，除此，这条路似乎没啥历史积淀。

　　襄阳路之出名是因为假冒伪劣所故。这里的服装市场内，绝大多数摊位均卖假冒国外名牌服饰。我估计，襄阳路假冒外国名牌在国内还排不上最“狠”。但它所造成的恶劣国际影响绝对堪称世界之最－－因为上海是中国国际化程度最高的城市，而中国又是世界最知名的造假大国。

　　许多外国人，即便从未到过中国，却早闻襄阳路大名。多数时间，在襄阳路购物的人，老外至少占到三成。这是我的观察。

　　坐怀难免要乱－－我没柳下惠那般定力。我也是襄阳路的常客，花名牌服饰十分之一甚至几十分之一的价钱穿假名牌经济实惠且满足虚荣心，何乐而不为？而且，我不但买服装乐意买假，买碟片、买书藉也尽量买盗版图个价廉物美。

　　照此说来，我似乎没资格“做贼喊捉贼”－－写文章抨击襄阳路居然脸不红心步跳？

　　是的，我既不脸红也不心跳。

　　国外有句名言叫“总统靠不住，政府靠不住”。约束总统约束政府要靠民主政治和国家法治双管齐下。咱中国人的先祖想得更明白：“论心世上无完人。”

　　若说人之所以能抵挡诱惑，很大程度不是依赖人的所谓觉悟，而是人想接受诱惑却找不到“诱源”。或者说，人一旦“坐怀而乱”所须支付的代价大大超越人的“坐怀”所得，迫使人不敢轻率消受“坐怀”之悦。

　　中国人、外国人之所以受襄阳路诱惑，与中外消费者的个人觉悟无关，只与取消“襄阳路”－－铲除上海也是中国这个售假展览窗口有关。也就是铲除“诱源”才系上上策。

　　对襄阳路的诟病是一种国际性的诟病－－对上海也对整个中国！

　　对襄阳路的关注和评说是一种国际性的关注和评说－－它像一块试金石检验中国的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对待知识产权的认知和保护程度。

　　襄阳路是面镜子，照出中国现阶段知识产权保护的真切现状。它比公开发布知识产权保护白皮书、蓝皮书什么的更说明问题。

　　去年12月份，中美知识产权圆桌讨论年会从北京开到上海，襄阳路就是话题之一。其实，有关取缔“襄阳路”的呼声和动议一直不绝于耳。这么些年就是只闻楼梯响而未见人下楼。

　　你抨击你的我就是不理你的茬－－这也罢了。还有更不可理喻的：上周三，我读到某大报经济版头条文章《襄阳市场也有“原创”》。瞧瞧，“原创”现今最“时令”，那个写文章的记者居然拿“原创”为襄阳路贴金！

　　啥叫襄阳路“原创”？那个记者写道：“据统计，800多个摊位中，有三分之二经营百分之百的‘中国品牌’。”我倒要问一声，“据统计”是据谁的统计，是该记者的调查统计吗？如果是，该记者是通过啥手段统计出来的？各位看官，你们信不？

　　襄阳路提供就业岗位、创造税收还有数量不菲的“市场管理费”。置于上海乃至国家之大义，要割舍区区“小利”都如此不易，遑论其它哩。所以，建设一个创新型国家，困难就可想而知啦。

　　纵然，博士、硕士、本科一年可毕业它四五百万人；纵然，科研经费占GDP的比重可以逐年提高；纵然，也能选拨出叶笃正、吴孟超这样的科学家或学者。只是，即便只是建设一个以科技创新为内涵的狭义的创新型国家，中国所面临的首先是社会制度的不适应和不匹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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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悲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