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9日，民政部发表《民政部回应河南兰考火灾事件：我国孤儿收留养育能力亟待全面提高》，介绍了中国现有孤儿数量及养育模式、儿童福利机构建设和民政部近期部署等几方面的情况。相关负责人称，中国现有孤儿61.5万名，而由官方收养的仅10.9万名。（1月10日《新京报》）

　　河南兰考的一场大火，令中国孤儿现状跃然其间。这些日，民政部的电话很忙，兰考招待记者的饭桌很忙，疑似避重就轻的问责很忙，多数无儿童福利机构的地方很忙……忙来忙去，最终还是回到那些老话，一如《礼记》中的古老愿景：“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是的，孤儿不仅年“幼”、更是“孤独者”，给其一方成长的天空，当是底线上的公共责任。

　　眼下的情况，显然未必太过乐观：一是民政部最新的数据显示，我国现有失去父母、查找不到生父母的未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即“孤儿”）61.5万名。其中，民政部门儿童福利机构养育的孤儿有10.9万名，由亲属养育、其他监护人抚养和一些个人、民间机构抚养的孤儿有50多万名之多。二是在“袁厉害一个摆小摊的妇女，25年收养超过100个孩子”的背后，是民政部门坦言的“多数县（市、区）没有专门的儿童社会福利机构”的现实。正因如此，近期，各地民政部门正在对个人和民办机构收留孤儿情况进行全国性大排查，在排查基础上，对个人和民办机构收留孤儿分类安置。说得更直接一点——公办儿童福利机构捉襟见肘、民办救助良莠不齐，这恰恰是60余万中国孤儿面对的现实。这也就难怪在兰考当地，“不仅老百姓把捡来的弃婴送到袁厉害家中，医院发现弃婴也送到袁厉害家，最后甚至发展到110捡到孩子，也送到袁厉害家”。

　　袁厉害“非法收养”的现实被默许，不过就与各地“黑校车”背后的“黑幼儿园”一样，是情理之上的“次坏选择”。除此之外，还有更好的去处吗？

　　亲情是无可替代的维他命。国内外孤儿养育经验早就表明，福利机构养育不是最好的方式，家庭寄养更有利于孤儿健康成长。眼下而言，更重要的恐怕还是拆除国人在收养孤儿上的法律、政策、制度壁垒，改变家庭收养“偏好外国家庭”的惯性：一是赶紧明确以福利院为主体的公共收养责任，不能任由民间收养代偿权力义务，更不能由所谓“爱心妈妈”扛起所有中国孤儿的未来，穷尽一切努力之后，再来清算民间乱象；二是在我国“不孕不育率已经攀升到12%、接近欧美发达国家水平”的现实之下，完善民间家庭收养的便捷程序，尽量让每个孤儿都能有个温暖的家，而不是将所有孤儿集结在一些“大家庭”里成长。

　　民政部已表示将推动修法、以鼓励公民收养孤儿，但愿这样的法令能早点进入顶层设计的议事日程，更但愿这样的法令不要步了“收容遣送”转身为“救助管理”后、疑似换汤不换药的后尘。再孤单的孩子，也是这个国家的孩子。与其任其苟活在草根慈善的风雨飘摇中，不如庇护在制度完备的儿童福利体系之下。助其“回家”，我们责无旁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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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袁厉害展现在公众面前的形象或许不尽真实。但一位农村妇女，前后领养上百个弃婴，背后究竟是什么在支撑着她，想必也非三言两语可道尽。

　　不久前，兰考一场大火既烧出了当地政府儿童救助工作的缺失，也暴露了民间公益的不少薄弱环节。近日，有媒体刊发长篇报道，对这场大火中的焦点人物袁厉害进行深度解读，描绘出一个与过去形象迥然不同的“厉害女士”。该报道公开后，在网上引起了强烈争论，成为一个热议话题。昨日，袁厉害的女婿郭海洋，在微博上回应称报道不实，否认袁厉害有20套房子，并愿意公开所有财产状况。

　　这篇报道颠覆了公众对袁厉害此前的印象，却又有点语焉不详。而另一方面，报道在下结论的地方却又有些凭空臆测成分。例如，报道花许多篇幅描述，袁厉害对领养孩子以残疾程度和相貌分等级，“头等”孩子得以享受最好的照顾，而最需要照顾的“下等”孩子却挤在一起艰难求生。报道却没提及，袁厉害这么做只是出于偏心，还是出于什么目的。这样的写法充满了暗示性，却又没有给出相关证据。

　　又如，报道称袁厉害承认，自己和家人自建或购买过6处房产，累计超过20套住宅。但报道并未对这些房产进行逐一核实，也未交代相关财产来源及其与袁厉害收养弃婴之间的关系，而只是说袁厉害如何神通广大、赚钱有方。既然袁的女婿已回应，该媒体将怎样接招，尚待观察。

　　袁厉害前后领养过上百个弃婴，不管出于何种目的，都涉及民间公益这一公共领域，公众当然有权进行监督。从现有报道看，袁厉害的爱心行为也非无可挑剔。这么多年来袁厉害共计收到多少社会捐助，又是如何使用的，公众无从得知。袁厉害靠什么抚养这些孩子，至今人们了解到的也不尽一致。可见，袁厉害展现在公众面前的形象或许不尽真实。

　　真实的袁厉害也许很复杂、很“厉害”。一位农村妇女，前后领养上百个弃婴，这自然不简单。这背后究竟是什么在支撑着她，想必也非三言两语可道尽。和许多人一样，我也想更多地了解这位“爱心妈妈”，尤其是她领养弃婴至今所经历的人生变化。在未被媒体大量报道前，袁厉害已默默领养弃婴多年，如果说今天的她和以前比已发生了改变，若能够找出其中脉络，公众也许会对她有更多同情的理解。特别是，当地政府在这其中如何作为（或不作为），袁厉害又是如何作出抉择与回应，搞清楚这些问题，对公众了解真相也会有所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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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日早上，有着“爱心妈妈”之称的河南兰考人袁厉害家中发生火灾，七名孩子丧生。袁厉害以收养弃婴和孤儿闻名，曾因25年收养百名弃婴被广为报道。她在兰考县城并没有固定住处，平时都住在兰考人民医院门口摆摊的棚子里。

　　天干物燥，得格外小心火烛。近段时间各地火灾惨剧频现，其中当然有各种各样的人祸因素，像萧山的大火，警方已公告是人为纵火所致，火里包藏戾气。而袁厉害家中火灾，带来的是人们对慈善保障缺失的火气。

　　颇具讽刺性的是，惨剧发生后，兰考县民政局回应称：媒体报道袁厉害收养孤儿事件后，兰考县民政局高度重视，将采取三项措施保障并提高袁厉害所抚养孤儿的生活质量。仔细体会，这话有三个错位。一是时间错位，袁厉害收养弃婴和孤儿不是一年两年了，她被地方、中央各级媒体广泛报道也不是一年两年了，这“高度重视”打的时间差也实在大了一点。二是角色错位，兰考县民政局早于媒体知道本地有这么一位“爱心妈妈”，为何要等媒体报道之后，才“高度重视”呢？估计还是执政为民还是做官唯上的角色定位不同所致。三是职责错位，我国是有《收养法》的，按收养法规定，袁厉害与收养婴儿的收养法律关系是不成立的，换句话说，收养这些婴幼儿的主体是民政局，早就应该依法阻止并不具备收养条件的袁厉害的收养行为。

　　可从兰考民政局将采取的“三项措施”来看，它还是不想果断地收回自己的权力，承担自己的职责的。比如“通过与袁厉害协商，并经其本人同意”这样的表述，换个语境，会让我们感觉政府部门很尊重个人的权利，但这偏偏是救助收养弃婴和孤儿的事，这话反给人一种把自个责任往外推的感觉。之前早就有网友质疑：“救助孤儿，袁厉害在行动，民政部门在哪里？”看来，即便在大灾难之后，民政部门还是不情愿让人很清楚地看到自己在哪里的。

　　制度是用来执行的，而不是用来做摆设的。如果说袁厉害凭一己之力收养那么多弃婴、孤儿是不自量力，“知其不可而为之”，那么，当地民政部门则是光拿饷不出力，“知其不可而放任之”，该强制执行的时候却手软了。这七名被烧死的孩子，他们可能患有智障或其它疾病，但他们都是共和国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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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年来，她自费收养了百余名先天残疾的弃婴，也因此与丈夫离婚，但被称为“爱心妈妈”的她目前却成了民众争议的人物，有人指责其“拿弃婴骗低保”、“利用孩子拢财，向前来领养的人家收取‘抚养费’”。

　　她是河南省兰考县的一名普通村妇袁厉害，因为收养了百余名弃婴而出了名。她的“收养院”里凌乱不堪，收养回来的孩子自己玩耍、无人照料，更有村民评价其“忙着做生意挣钱，捡来的孩子哭了没人搂、没人哄”，显然这并非是一个称职的“妈妈”，更甚的是被指责为另有所图；但她却让百余名被遗弃的先天残疾婴儿找到了“家”……

　　到底这是另有所图、不自量力，还是大爱无疆？本期“读者沙龙”，记者来到广州市越秀区退管办与该区大东街、大塘街的七名读者朋友展开了讨论。

　　不可能以弃婴骗取低保

　　刘珍（大东街居民）：看到这个河南兰考的袁厉害，让我想起不久前引起过广泛关注的广东普宁“拾荒妈妈”张菲。56岁的张妈妈几十年来，从出生地山东到江苏、福建、广东一路漂泊流浪，过程中，她相继收留了30多名弃儿，这些孩子要么患有先天性心脏病，要么唇腭裂，但她将他们视为己出，甚至为此放弃了结婚的机会。社会上也有人怀疑张妈妈的用心，袁厉害的经历与张妈妈有很多相似之处，她们因为不忍心看到婴儿被弃街头而好心收养，收养后因为有了感情而不愿意送去福利院，她们的想法很单纯，不应该受到社会的质疑。这两位爱心妈妈所收养的孩子都是有先天残疾的弃婴，为了让孩子生存下去，她们不仅要给孩子饭吃，还必须帮他们治病，让他们上学，这样的爱心妈妈与社会上那些利用孩子行乞的骗子是不一样的。

　　何丽华（大塘街居民）：如果说袁厉害为了骗低保而领养弃婴，我认为可能性不大。我估计河南省兰考县的低保水平并不高，为了能养活这些孩子，她不得不向政府提出要求，希望得到一些支持。可能有的人会说她不自量力，但大家都看到了她的付出，为了生活身兼多职，她尽了最大的努力，社会不能对她苛求太多。也希望有关部门和慈善组织能向她提供一定的帮助。

　　杨先生（大东街居民）：袁厉害25年如一日，靠打零工、摆地摊抚养了上百名弃婴，当中的辛苦不言而喻。众所周知，低保仅为保障居民的最低生活水平，而袁厉害所收养的弃婴大多有先天残疾，除了要吃奶粉之外，还得看病，显然低保只是杯水车薪。即使袁厉害向领养人收取一定的“抚养费”，想必这些钱也一定会用在其他弃婴的身上。她所收养的这些孩子，还可以上学，有的已经工作、出嫁，可见她真的尽到了一个“妈妈”的责任。

　　有的人质疑袁厉害收养弃婴的用心，但是为什么没有人去谴责遗弃亲儿的狠心父母？父母与子女之间，有着断不了的血缘关系，在情在理在法，父母也不能遗弃自己的孩子，但现实中，因身有缺陷或其他原因被遗弃的婴儿并不少。

　　疏忽照料影响孩子的成长

　　马冰（大东街居民）：这位爱心妈妈把弃婴捡回来后并没有很好地照顾他们，让他们在破烂不堪、极不卫生的环境下生活，这对孩子的成长很不利，再加上这些弃婴大多是患病，需要特别照顾的。但是袁厉害却不能照顾好这些领回来的弃婴，我觉得这样的“大爱”是有缺陷的。

　　陆彩霞（大塘街居民）：类似有些好心人收养流浪的猫狗，也同样是出于一份爱心。因为母爱泛滥，袁厉害收养的弃婴越来越多，但是她却分身乏术，致使这些孩子疏于照料，而孩子好动的天性让这个本来就没人打扫的“家”更加脏乱。

　　如果让孩子在“霉味扑鼻的院子，两间放置着破床的杂乱的卧室，厨房的锅里放置发黄的馒头和玉米，上面爬满了虫子”的恶劣环境下成长，显然对孩子的身心健康是非常不利的。希望政府部门或者福利院得知此事后能把这些孩子领走，将他们妥善安置。

　　社会福利制度有待完善

　　陈思敏（越秀区退管办工作人员）：一般情况下，弃婴都应该送到民政局的福利院，无论是否先天残疾，福利院都是有义务和责任去接收这些弃婴的。当然，因为社会资源有限，也不可能说是政府包揽一切。我们尚且不知道兰考县的福利网络是否足够完善，显然，在引起媒体关注之前，袁厉害所获得的社会支持是不够的，所以她建立的这个民间“收养院”条件很差，环境很恶劣。毋庸置疑的是，她是一个非常有爱心的人，但是她并不知道如何去经营，如何通过合情合理合法的途径去帮助这些弃婴。

　　事实上，袁厉害应该跟政府和慈善组织合作，而不必自己一个人独力支撑。如果能够得到正规的慈善组织的支持，应该能引起比较多的关注，得到的帮助也会比较多，孩子也会过得好一点。

　　刘女士（街道工作人员）：看过网上的报道说，在兰考很多人都认识袁厉害，有人直接把小孩送到她家里也不送去福利院，而兰考县民政局社救股的负责人也说过，因县里没有福利院及其他复杂原因，越来越多人把小孩往她家里送。如今，袁厉害的“收养院”受到了广泛关注，有关民政部门才与袁厉害协商将一部分收养儿接到就近开封市的福利院。

　　收养孤残弃婴是个社会问题，凭什么让一个已经因此不完整的家庭主动地、义务地承担着这样的责任？

　　弃婴是社会问题

　　邝女士：（在大塘街从事基层工作）我也曾在网上看到过这则新闻。我不得不佩服袁厉害，她只是一个普通的村妇，她只是尽自己所能去帮助这些被父母遗弃的孩子，从而使这些孩子不至于活活饿死在街头，我觉得仅仅是这一点就已经很值得称颂。虽然她没有求助政府有关部门，也许有一些主观的因素——跟孩子产生感情了，但是我觉得会产生感情是正常的。人非草木，孰能无情？不过，她也应该考虑到个人的能力有限，无法给每一位孩子好的照顾，求助于政府才是比较现实的做法。退一步来说，即使兰考县当地没有福利院，那么当地的民政局也应该会想办法解决的，毕竟弃婴的问题是社会问题，而不是她一个人能解决的问题。据报道称，她因为收养的弃婴数量太多，而不得不将这些弃婴分开几处地方置养，显然袁厉害的“收养院”早已被附近居民所熟知，那为什么有关部门却没有采取一些行动呢？我们社会的福利制度更有待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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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月4日清早，河南兰考县一间收养孤儿和弃婴的私人场所家发生火灾，目前已造成7名孩童死亡，受伤人数不详。这场大火也将这家收养所的主人——袁厉害推到了公众面前。这个靠着在县城摆地摊的46岁妇女以收养弃婴在河南兰考“成名”，从收养第一个孩子开始的20多年来，她已收养弃婴超过100个。

　　拐卖婴儿？地下交易？以名某私利？关于袁厉害和她的“弃婴王国”，很多人感到无法理解，各种猜测也蜂拥而出。的确，并不是工作所在，经济基础也并不允许她的爱心泛滥，一个人宁愿家庭破裂也要收养孩子，而且不是一个两个，而是一大群，而更让人难以理解的是，不管是丢弃的健康婴儿还是先天缺陷的孩子她都来者不拒。这并不是每个人都可以理解的。

　　有句话说，世界上不会有毫无来由的事情，一切都有源头。而质疑者们找到了最强大的支撑——袁厉害将部分孩子送出，并获得一定资金。这个从官方口中流出的事实，已经经过袁厉害承认。这使得袁厉害看起来更像是一个满口仁义道德，背地里干着肮脏交易的反面角色。随着这个“结论”的出现，更多的质疑还在发酵之中。

　　但是，不管有多少质疑。一个对所有质疑最有力的回应是，这些孩子因为她而生存了下来。尽管在袁厉害所建立的这个“王国”，简陋的像是一个丐帮，尽管这里温饱都还是奢谈，但这是一个人撑起的生命殿堂。而在那些被遗弃的孩子脸上，你可以见到他们对袁厉害的微笑，当所有人都遗弃他们的时候，正是这个人带来了温暖和希望。

　　很难想象，一个人能25年来坚持不懈的做这件事。收养弃婴，除了给她带来”爱心妈妈”的精神荣誉之外，实际上，赡养的费用已经使其难以承担。在诸多的怀疑面前，如果非要怀疑，甚至可以对她打上无数的问号。“人都是自私的”，但是，如果在一个土地上，连相信美好，相信真诚的勇气都没有了，这是最难过的事情。

　　袁厉害的遭遇让我想起了另一个人——卢安克。德国人卢安克十四年前到中国投身志愿教育，这个十多年未领一分钱工资的洋雷锋在广西的大山里教书育人，自己回国募捐为留守儿童建立起学校。同时，关于他的各种猜测也从未停止。有人怀疑卢安克有恋童癖，也有人认为他是特务。

　　这确实是一个奇怪的人，他不赌博，不喝酒，不吃肉，此前甚至没有恋爱。他不是未来宗教信仰，也不是国际组织的派员，他深入大山，每个月只花100多块对付生活。这样的人，为了什么生活？卢安克也不清楚，只说：有更大的乐趣啊，比能表达的更大的乐趣。在卢安克和袁厉害身上，有一种共同的东西存在着——一种精神的追求。

　　有时候，做一些事情并非追求令名，也并非获得物质的满足，正如品一本好书或者一段音乐，只是因为遵循内心的感受。卢安克喜爱教育留守儿童给他带来的深沉乐趣和自由，而袁厉害，似乎是有点癫狂，似乎是一个人贩子的背后，也能看到这种追求。

　　而由此产生的疑问是，社会的精神维度，是否已经贫瘠到难以理解没有任何追求的人了？善行被看做是例外，如果不贪腐便会被视为异类，而一切不谋利，不求名的行为，都需要自证无罪，而且会被当做外星人看待，这难道是这个社会的新常识？

　　这个时代最缺乏的是常识，同样缺乏的是能理解一切美好与善意的平常人。尽管我们习惯不惮以最坏的而已揣测人，但是我们依然要相信美好的存在，相信这个世界会变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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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兰考县“1·4”火灾事故的情况通报1月5日通过多种渠道公布，在7个幼儿逝去的沉痛事实面前，通报的文风更显怪诞。

　　一场事故的通报，相当程度成为有关领导的功劳簿。不但有市县领导“高度重视”“重要批示”，还有各级领导“亲赴现场”“亲临兰考指导工作”“亲临一线”，其居高临下、自证有功的味道跃然纸上。

　　说到袁厉害收养弃婴这个要害，通报难觅当地政府对残弃儿的责任担当，却历数自愿献爱心二十多年的公民袁厉害的三个不符合收养条件。公民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政府倒像旁观者了。

　　正如有人所说，如果没有袁厉害的爱心和持续，她收养的多名弃儿或许不等火灾早已没命。她补充当地公办福利院之缺，是任何人都不能否认的事实。有关方面没有直说默许民间爱心行为是好心犯错误，却清楚地告诉世人，政府部门“监管不力、有意宽于管理”是工作的漏洞所在。照此推论，如果有关部门加强监管、不宽于管理，这些孩子很可能无人收养、无人觉察地先后死去，就不会集中死于火灾。这是何等冷酷的逻辑。

　　文风就是作风，文风就是党风，文风也是各级党政负责人以什么样的态度对待民生问题的试金石。干部改变外在的文风，其实要先有内心的改变；只有真正把自己当成人民的仆人，以为人民服务为自觉追求，而不是当官做老爷，才可能改变八股文风，去掉居高临下的作风。期待有关地方干部意识到自己思想深处的不足，承认工作的巨大差距，担起人民赋予的责任，抓紧学习研究，改文风变作风，减少类似悲剧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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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起豫东黄河故道的兰考，国人往往想到一个光辉的名字——焦裕禄，为百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优秀县委书记。而今，兰考却和另一个名字难解难分——袁厉害。

　　兰考冬天里的一把火，夺走了袁厉害收养的7个孤残孩子的生命，举国为之心痛。媒体在对这桩惨剧寻根究底：袁厉害25年收养超过100个孩子，究竟合不合法？惨剧发生，是慈善之痛还是政府之失？其实，整件事情未必那么复杂。收养法很明晰，民政救助制度亦有规定，甚至当地的领导干部都坦承袁厉害“不完全具备收养条件”。在这样的情况下，兰考仍然出事了，责任人或许不仅仅是那位不识字的中年妇女。

　　请允许我们遥想一下，假如焦裕禄遇到袁厉害和她收养的孤残儿童，会发生什么？袁厉害以“爱心妈妈”驰名久矣，收养行为持续25年，尽管收养条件极差，却连当地110碰到弃婴都往她这里送。因此，当地主要领导没有理由不知道其人其事。“焦裕禄”碰到“袁厉害”的几率，是很高的。

　　当年的县委书记焦裕禄对兰考百姓感情深厚，忍住肝癌之痛率领全县抗击自然灾害，群众身上有多少泥，他身上就有多少泥。逢年过节，他专往贫困户家里钻，他对一位病卧在床的老大爷说，“我是你的儿子”；有人要装修他的办公室，他说：“坐在破椅子上不能革命吗？兰考面貌还没改变，群众生活还有困难，富丽堂皇的事不但不能做，连想也很危险”，他还说：“党把36万群众交给我们，我们没能领导他们战胜灾荒，过安居乐业的生活，应该感到羞耻和痛心！”可以肯定，如果焦裕禄遇到袁厉害，不管是建福利院，还是向周边地区求助，都肯定不会让这些孩子们处于生活的窘境甚至险境。

　　假如焦裕禄遇到袁厉害，对于她的爱心善行，固然可能赞许，但一个成熟的领导干部，或许更会从自身社会管理的水平反思问题。既然“不完全具备收养条件”，袁厉害的收养应不应该被“默许”？如果一个并不宽裕的家庭能收养100多个弃婴和孤儿，为何社会管理者承担不起抚养的责任？

　　“默许”与“放手”的背后，是对政策上一些有风险“灰色地带”的放任，也在某种程度上折射出相关部门法律意识的淡薄。不能因为是“爱心行为”，就逃脱了法律的规范。调查显示，袁厉害的收养行为，在兰考不是个案。在这样的情况下，更应规范相关制度，即便“财政乏力”，即便有低保支持，也应在法律的界限内行事，这才是对爱心最大的保护，对生命最大的尊重。

　　面对逝去的生命，当地是应该重新审视一下自己了。是不是像“人民的好儿子”一样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面对弱势群体，是不是也应该像焦裕禄那样体味到“羞耻和痛心”？更重要的是，时代场景转换，要当焦裕禄式的好干部，需要的或许不仅仅是为民、务实的精神，也不仅仅是敬业、奉献的品质，同样需要树立牢固的法律意识。

　　兰考已经表示，要在全县进行拉网式排查，要建好社会福利中心，要规范民间收养。凋零的生命之花无法再次开放，但亡羊补牢之举，或许能告慰这些幼小的生命，也告慰黄河故道上前辈楷模的英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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