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9月，我作为记者第一次列席参加作代会，此后，作为代表参加了历次作代会。今年是“第八次作代会”。此次参会，距离第一次参加作代会已经58年了。心潮起伏，百感交集。首先想到的，就是很多前辈、同辈，甚至比我年轻的先后都走了。
上世纪50年代，许多作家来北京开会虽然都很兴奋，实际上心情却比较压抑。50年代初，就开始遇到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作代会”后一年，就遇到批判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紧接着就是大规模的反对“胡风反革命集团”斗争，接着又是全国规模的“反右派运动”，对作家的影响很大。很多作家已经被戴上“帽子”，不知道到哪里“劳动”了。1959年到1964年，曾为知识分子“摘帽”，也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1979年第三届作代会，是在隔了20多年之后召开的。经过十年浩劫，有些人早已经不在了。不少老作家，都是以伤残之身赴会，比如夏衍同志，就是拄着拐棍来的。“文革”结束，平反冤假错案，很多作家终于又能拿起笔写作，邓小平同志代表党中央致祝词，对作家队伍作高度热情的评价。他希望文艺工作者成为名副其实的“人类灵魂工程师”，他说：“人民是文艺工作者的母亲。一切进步文艺工作者的艺术生命，就在于他们同人民之间的血肉联系。忘记、忽略或是割断这种联系，艺术生命就会枯竭。人民需要艺术，艺术更需要人民”，“写什么和怎样写，只能由文艺家在艺术实践中去探索和逐步求得解决。在这方面，不要横加干涉。”这些话引起全场热烈鼓掌。与会代表听了，都有又一次翻身解放的感觉。
但是，人们的思想被禁锢得太久，不可能因为领导人的一次讲话就彻底放开手脚。特别是一些主管思想文化工作的负责人，积重难返。因为一首歌、一部电影就被戴帽子的事情还时有发生。某些领导不“横”加干涉，却会“竖”加干涉，而且振振有词。不时会有一些作品引起一些风波和非议。作家们从桎梏中刚刚解放出来，还有“下笔如有绳”的感觉。
1984年12月第四次作代会，作家们印象比较深刻。会议是在摒弃“左”的干扰，进一步解放思想、倡导创作自由，真正贯彻“双百”方针的气氛中举行的。党中央领导胡耀邦、万里、习仲勋、胡启立等同志出席了开幕式。胡启立代表中央书记处致贺词，热情洋溢地称赞“我们的作家队伍是一支好队伍，是完全可以信赖的。”他恳切地谈到党对文艺的领导存在一些缺点，指出文学创作是一种精神劳动，强调要尊重作家的创作自由。在文学创作中出现的失误和问题，只要不违反法律，都只能经过文艺批评、讨论和争论来解决。
那次作代会开得比较欢畅。会议闭幕时，《人民日报》刊登了闭幕消息和新选出的理事会名单，与以往不同的是，这个名单是按得票多少为序而不是按姓氏笔划为序。报社领导和作协领导都同意这样安排。当天上午，报纸送到京西宾馆，在代表们中引起不小的轰动，因为已经很少见到这样地公布选举结果了。我在会场上、走廊上和饭厅里遇到不少熟识的代表，都笑逐颜开地称赞报纸做得对。广东老作家陈残云说：这虽然是一件小事，却有突破陈规的意义，更重要的是真实地反映了文学界大多数人的民心民意。上海老诗人辛笛说：“这才有点民主的味道。”按得票多少排列当选人次序，本是最正常的事，属于最起码的民主常识和民主权利。党的“七大”、“八大”公布当选的中央委员及候补委员，都是“按得票多少为序，得票相同的按姓氏笔画为序”。不知什么时候起改变了，人们头脑中旧观念、旧意识根深蒂固，要做这么一点小小的改革，也并不容易。
1996年、2001年、2006年的三次作代会，都是五年一届如期举行的。与前几次作代会相比，这几次作代会上，新面孔越来越多。新陈代谢是自然的，新人辈出，更是可喜的现象。这一次“八代会”必然也会出现新面孔，他们代表着文坛的新军，预示着无限生机，我作为一名老兵，满眼春光，更充满了欣喜。
在这次盛会召开之际，我特别怀念许多已远行的前辈。他们对社会主义文学的丰功伟绩，都已载入史册，就说他们对《人民日报》的支持，对我个人的教诲和帮助，也是终身难忘的。老一辈作家们都有很强烈的“党报观念”，对报纸几乎有求必应。郭沫若、茅盾、冰心、巴金、艾青、严文井、刘白羽等前辈作家对报纸的热情支持，我们一些老编辑都记忆犹新。像郭老，编辑部向他约稿，上午打电话，下午稿子就拿回来了。老舍先生的稿子都是用毛笔写的，他只有一个要求：不能改。他的语言讲究，稿子也不用我们改。1958年“大跃进”年代，有一次副刊要出一期表扬幼儿园老师的版面，约请作曲家瞿希贤同志写一首歌曲，第二天就得见报。下午快下班时，她打电话过来说写好了，立刻去取也来不及了，只好在电话里传来，她在电话里一句一句唱，我们的编辑一句一句记下来，校正后立即发稿。
面对文坛呈现一片繁荣的同时，我也有一些杞忧，就是有些作家的作品与读者距离远了。在思想上、感情上已经和老百姓疏远了，作家离开了老百姓，光彩就暗淡了。我很希望年轻的作家不要太满足于早早成名，要真正沉下心来，真正接触老百姓，反映他们的希望、要求和苦闷。不要眼睛只看到鲁迅文学奖、茅盾文学奖、诺贝尔文学奖，开个研讨会，听赞美歌，签名售书，拥有一批“粉丝”，这些东西容易吸引人，但也容易害人。听说现在每年出版一两千部长篇小说，不知道真正为老百姓喜爱、真正留下来的能有几部？这个时代太容易出名，太容易浮躁。像赵树理、柳青、孙犁那样沉入基层，低调生活的作家已经不多了。诱惑太多，不容易守住自己清静纯洁的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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