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人复活案 冤狱是如何练成的？

    5月9日，“杀害”同村人在监狱已服刑多年的河南商丘村民赵作海，因“被害人”赵振裳的突然回家，被宣告无罪释放，河南省有关方面同时启动责任追究机制。 在家人的陪同下，赵作海离开了开封市第一监狱。此时，他已整整服刑11年。

    正所谓“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家庭各有各的不幸”，而对于司法判决来说，公正的判决都是不同的，而冤案的造成都是相似的。赵作海案堪称是佘祥林案翻版，一样地无辜被当作了“杀人犯”，一样是靠“死者”复活而洗了冤曲。整个过程充满诡异、离奇，但是当我们抽丝剥笋去解剖这两个案件，从佘祥林案到赵作海案，五六年时间过去了，冤狱的练成走的是同一条路径，我们的刑事诉讼制度仍然沿着那条错误道路不懈地走下去。

    经验证明，刑讯逼供是制造司法冤狱的法宝，也是关键的第一步，赵作海案用铁的事实再次雄辩地说明了这一点。赵作海说，“我不能说我没杀人，不说，我就死了”， 赵作海的妻子赵小齐说，当年她被抓走，她什么都不知道，说不知道，就会被打，让她下跪。同样，证人甘花说，她也被打过，一直逼问她，“他杀人，你见了吗？”这跟当年佘祥林的遭遇如出一辙：“当时他们关了我十天十夜，轮流审问，连打带骂，不让睡觉，谁能受得了呀”。这些年来，我们不断地出台了许多严禁刑讯逼供的规定，也规定“凡是以刑讯逼供、暴力取证或者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言词证据，应当作为非法证据依法坚决予以排除”，也惩罚一些违法的警察。但刑讯逼供屡禁不绝在于，根本没有一个独立的审判程序来让被告人有权对刑讯逼供进行质证，刑讯逼供的举证责任、证明标准也没有一个规定，刑讯逼供获取得证据极难被排除，控方最多找警察出庭证明没有刑讯逼供了事。

     现代刑事诉讼在打击犯罪和避免伤及无辜的权衡下，选择了侧重于人权保障的价值取向，确定了“无罪推定”和“疑罪从无”原则。我国也在1996年修正的《刑事诉讼法》中也确定了“无罪推定”原则，但是，这种原则在实践中阻挡不了公检法机关打击犯罪和“命案必破”的冲动。赵作海案充满疑点：一是警方确认无头、无四肢尸体为赵作海所杀后，没有追查凶器，也没有确定凶器所能造成的伤痕是否与尸体的伤痕相符；二是当时尸体已经高度腐败，警方先后做了四次ＤＮＡ都未确定死者身份，警方主观地将把尸体确定为赵振裳；三是当时警方根据残尸，对死者身高进行了确定，为1．70米。但实际上，失踪的赵振裳身高只有1．65米左右。对于这些疑点，检方同样也是提出心知肚明，甚至他们还退卷二次，但最终，检察院还是按照公安局的意见公诉了，而法院的判决也同样按公安局的意见。而当年的佘祥林案也是疑点重重，例如警方仅任身高就辩认尸体身份，佘交代了四种不同的作案经过、五种杀妻动机。

    “无罪推定”如果总是停留在法律文本中，如果总是停留在高蹈的口号中，如果没有制度的保障，那只能是一纸空文，正如麦迪逊所说“歇斯底里的大众会突破 ‘羊皮纸的障碍’限制自由。”滥用的公权同样会突破纸上的法律，而呑噬公民的权利。“无罪推定”只有可能在“审判中心”下发挥作用，也就是警方、控方的所有的指控，必须基于控辩平等的基础上， 在法庭上经过真刀实枪地质证，由法官独立作出裁决。但是，目前实际上是“侦查中心”，警察居于刑事诉讼的首位，警察甚至在行政地位上还高于检方和法院，而检方与法院和警察一样赋予了维护社会秩序、打击犯罪的重任，因此，警察所取的证在庭审中不能得到真正意义的质证，庭审往往流于形式，充满疑点的案件在庭审中顺利闯关就不难想像了。

     政法委协调案件也再次显现出致命的弊端。遥想当年，佘祥林案无法进行下去时，政法委走上前台，协调案件的起诉和审判，甚至创造式地将一个“杀人案”放在一个县级法院审判，以规避上级的司法审查。在赵作海案中，政法委协调案件又大显身手。“2002年八九月份，公安机关在清理超期羁押专项检查活动中，将该案提交商丘市政法委研究。政法委组织专题研究会，会上专题汇报该案。最后，经过会议集体研究，结论是案件具备了起诉条件。会后的2002年10月22日，商丘市检察院受理此案。”法学界一直批评审判委员会只判不审，违反“直接言语”原则，但是，现实中，政法委却是一个更大的审委会，在这种代替庭审和法官的协调案件机制下，冤狱产生也不奇怪。

    山还是那个山，水还是那个水，多少年了，从佘祥林到赵作海，冤狱产生的机制还是那一套，而洗冤的经历还是同样离奇，只是地点和名字换了一个而已，如果这些机制还是老套的，我们可能会再次看到“死者”复活而洗冤的事件，这绝不是妄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