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檀：“应从市场领域改革不均的分配制度”

　　长江商报：近年来，国家也多次提出深化收入分配改革。在经济不断增长中，我国国民收入增长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

　　叶檀：据钟伟教授测算，从居民家庭人均收入、从业人员的货币工资看，1981年的1万元与现在的27—28万元相当；从居民人均储蓄看，当时的1万元折算到现在差不多是255万元。工资与收入增加不多，但人均储蓄却大幅飙升。

　　长江商报：这么看来，财富是在增长，但是增长到哪里？

　　叶檀：一是到政府与企业中去了。在再分配领域，居民收入分配的比重同样是下降的，政府和企业所得的比重是上升的。1992年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为68.8%，2007年只有52.3%，16年下降16%，平均每年下降1%；而政府和企业收入上升16%。去年上半年储蓄增加额中，政府与企业的储蓄再次超过居民储蓄。

　　其次，到城镇、沿海和垄断行业的手上。2008年统计公报数据显示，城乡之间，全国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之比为1:3.3；地区之间，以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为例，西部的贵州与东部的浙江之比为1:3.3；行业之间，最高的金融业收入水平达40312元，是全国平均工资的2倍，其29.6%的增速也居各行业之首，比全国平均增幅高11.3个百分点……还有数据显示，截至2008年底，央企资产已接近18万亿元，其中80%的资产都在上市公司。

　　第三，财富躲藏在幕后，也就是被腐败给转移到某些人手上了。

　　长江商报：居民收入比重在下降，那拿什么消费？

　　叶檀：我国的居民消费欲振乏力正是与居民收入比重日趋下降有密切关系。在居民财富下降的同时，有数据显示，2007年我国居民消费率仅为35.4%，比发达国家低了30个百分点，也是改革开放30年来的最低点，比历史最高水平1985年的52%低了约17个百分点。

　　但要注意区分的是，中国并不是绝对消费量低，而是消费结构不合理、消费差距过大。

　　首先，消费差距大表现在贫富消费差距，在穷人求一蜗居而不能时，富裕阶层已经大量进行奢侈品消费。 其次，政府的储蓄与支出增长速度远远超过民间消费。政府消费增加是因为政府与大型企业储蓄增加。如果除去政府烟花晚会等等大手笔消费，我国消费数据将更加难看。近二十多年来，世界平均消费率约为77%，而2007年我国消费率只为48.8%，低于世界平均水平28.2个百分点。我国消费率多年来总体呈现下降趋势，就是因为普通居民消费相对于迅猛攀升的GDP实在过低的缘故。

　　长江商报：但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表明，2009年前三季度，消费需求依然保持了15.1%的同比增幅，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17.0%。

　　叶檀：这与我上面的观点并不矛盾。因为居民的储蓄主要用到了房市与车市，政府主要给购房者与购车者提供了倾向性的税费优惠。按照保守估计，去年全国一手房和二手房销售总额很可能达到5.7万亿—6万亿元。而去年1—10月全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才10万亿元。此外，居民用于住、行、通信的消费比重持续上升，居住支出占消费的比重从1985年的4.79%上升到2007年的9.83%，交通通信支出比重从2.1%上升到13.6%。试想一下，当城市中大部分人成为房奴，当农村居民想融入城市化进程却因为房地产成本、就业不足望而却步时，我们还希望消费能增长到哪里去？说实话，目前的消费就是政府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拉动起来的。要真正地拉动消费、扩大内需，必须赋予所有公民公平的消费权，即公民的收入必须与政府的收入、企业的赢利同步增长，即依靠市场化的城市化进程解决数亿进城农民的就业问题，即对于所有的行业一视同仁，而不是由政府将房地产等品种当做扩大内需、增加政府收入的主战场。

　　中国并不是绝对消费量低，而是消费结构不合理、消费差距过大。我国消费率多年来总体呈现下降趋势，就是因为普通居民消费相对于迅猛攀升的GDP实在过低的缘故。

　　收入分配应随经济增长而决定

　　长江商报：国家想提高国民收入，挑战在哪？

　　叶檀：提高居民收入有这么几个严峻的挑战。

　　第一重挑战来自财政收入。我国目前在农村等地的公共服务开支增加而工业利润下降，导致财政收支难以均衡。

　　第二重挑战来自经济结构的挑战，我国走的是日、韩等国工业化之路，靠增加储蓄与投资拉动经济。瑞银经济学家乔纳逊·安德森曾经表示，中国的经济奇迹没有秘密，就是储蓄、储蓄加储蓄。改变高储蓄、高投资，绝不是简单地增加劳动者的工资，而意味着中国的经济结构将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

　　第三重挑战来自于既得利益阶层，吃公家饭的庞大队伍如何瘦身，垄断企业的垄断收入如何规范？我国不是下了数十个文件，至今未能规范金融机构、垄断企业的收入吗？

　　长江商报：垄断影响收入分配公平，你认为反垄断的方向是？

　　叶檀：其实反垄断，社会上一直在提，国家也出台了一些措施，比如允许民间资金进入某些垄断行业。但是，结果却不让人乐观，民企的玻璃天花板越来越厚，国进民退在部分领域成为事实。

　　我认为，所有的垄断企业都有同样的行为逻辑，他们希望得到民间资本，而不肯出让半点管理权与资金支配权。没有制度层面的刚性约束，没有强力推进改革的决心，打破垄断的文件作用是留下努力的印迹，却不能成为扎实的行动。

　　我的建议是，打破垄断有两个方法，一是拆分垄断企业，二是将社会垄断企业的利润成立一个国民基金，接受全民监督。

　　怎么样才能让收入分配更趋向公平？

　　长江商报：怎么样才能让收入分配更趋向公平？

　　叶檀：政府应该拟定法律，规定最低收入多少，并且收入分配应该随着经济增长的多少而决定，而不应该大部分由政府获得，还要提高财产分配权、建立公平的税收等等。

　　我想说的是，想使收入分配趋向平衡，应从奠定收入分配公正的基础开始做起，即从市场领域着手改革现存明显不均的分配制度。如果资源与利益同时向垄断部门集聚的现象不变，政府在生产领域的调控手段也就越弱，对人们心理影响最大的因垄断而造成的收入不公平的现象也就无法扼制。

　　另一方面，受限于户籍与土地等政策，农村劳动力并未实现彻底的自由流动，低工资在某一层面上成为人造现象。这些制度性土壤不铲除，收入不均就成为不可避免的客观存在。所以，我们一方面看到政府在花大力气试图解决分配不均的问题，另一方面却成为制造收入不均的根源——这一现象并不矛盾，都是在就业与社会矛盾压力下的救急之举，这就是所谓的“头痛医头脚痛医脚”。

　　现在，我国两极分化的情况正在加剧，按照世界银行经济学家Louis Kuijs的研究结果，中国已经变成一个“吸纳劳动力的能力正在逐渐衰弱”的经济体。一般来说，经济体吸纳劳动力的能力在衰落，那么就意味着庞大的实际低工资人口和少数高收入群体“两极形态”的产生。这个势头从1993年开始，2002年后加速发展。投资对GDP增长的贡献度越来越大，已超过62%，而劳动力雇佣的增长对GDP的增长贡献度只有6%。这说明，要维持GDP的高速发展，政府就得同时容忍收入分配不均扩大这一伴生现象。

　　可以看得到的趋势是，由于资本最高收入阶层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力日益扩大，使得他们的博弈能力极速提升，并且其资金易于在世界范围内流动隐藏，政府欲控而不得。因此，对于可控的中等收入阶层的收入进行二次分配几乎成为唯一的选择。

　　但必须指出的是，对于最高收入阶层的纵容与对垄断等制度原因造成的分配不公的有意忽略是短视的，一个社会致力于剥夺中产阶层，那是在挖社会稳定与经济发展的根基。

　　我们一方面看到政府在花大力气试图解决分配不均的问题，另一方面却成为制造收入不均的根源——这一现象并不矛盾，都是在就业与社会矛盾压力下的救急之举。

　　“今年房地产价和量的涨幅都将回落”

　　长江商报：今年，国家接连出台很多政策来调控房价。今年，房价是否会在政府的紧缩政策中跌落？

　　叶檀：现在有两个现象值得我们注意。一方面，我们看到二三线城市，新房合同撤销量比去年12月同期大幅增加。但另一方面，目前资金还在狂炒海南房地产。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三亚房价从2009年6月的9526元/平方米，一路上涨到9月份的14751元/平方米。我认为，这两个现象并不相悖。资金丰富的二三线城市遇冷，海南等地进入房产热炒期，全部都是房地产狂热炒作接近终点的信号。如果“国11条”等近期调控政策效果不明显，中央还可能继续出台政策调控。而在国家政策调控下，今年房价和成交量的涨幅都将回落。但现在远不是房地产市场尘埃落定之时。

　　长江商报：不是尘埃落定的时候，怎么理解？

　　叶檀：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依然姓“农”，与往年不同，推进城镇化将成为“三农”工作的重要一环。推进城市化其志可嘉，但在目前的财税体系下，小城镇缺乏财政起支柱作用的主要税种。单纯依赖上级财政拨付显然无法长远，与十几年前大城市通过土地筹集建设经费一样，在小城镇的建设中土地仍是重要收入来源。在此前的城镇化试点工作中，不少地区通过土地财政来充实资金。这是否意味着土地溢价从大城市走向了小城镇？如果中国政府无法得到税收支撑，房地产仍然是个巨大的魔咒。海南曾经成为中国房地产泡沫的标志，在这一轮房产热潮中是否会成为房地产泡沫的终结地？如果不加抑制，完全有可能。

　　长江商报：但政府也出台了很多让房价降温的措施，例如推出大量的保障性住房等。这会不会对房价上涨产生抑制作用？

　　叶檀：确实，国家出台了关于保障性住房的政策，但是我不认为这个政策能够很好地贯彻执行。 去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指出要“加强廉租住房等保障性住房建设，支持棚户区改造”；“增加普通商品住房供给，支持居民自住和改善性购房需求”。今年“国11条”出台，对于保障性住房提出具体指标。除了遏制部分城市商品房价格过高过快上涨之外，更首次明确今年保障性住房开工建设的套(户)数预计将达到600万套，比去年增加三分之一。虽然这个政策的出发点是好的，但是将面临严重挑战，最严重的挑战是资金与地方财政。

　　全国人大常委会的一份调研报告显示，按照国家下达的保障性住房建设计划，2009年全国需投入资金1676亿元，截至8月底仅完成投资394.9亿元，完成率仅为23.6%。从各地调研的情况来看，保障性住房建设进度缓慢，资金配套困难、用地审批周期长是反映最为集中的两大难题。

　　总体而言，一些地方政府并不愿意为保障性住房花费太多的精力。首先是不愿花钱，投入保障性住房的资金既无法获得收益，也不能带动消费，在政府某些官员的眼中，是彻彻底底的沉没成本。

　　其次，中央与地方政府税费不均，导致地方政府将土地收入当做地方财政收入的重头。加之今年大批重点项目上马，地方政府为了筹措配套资金举债经营，房地产收入甚至成为未来数年地方政府偿债的重要收入来源，要割舍土地收入简直是在虎口夺食，绝无可能。

　　从今年的全国土地收入来看，拿出10%的资金、免去土地出让金，全国的保障性住房应该进入大发展时期。但是，由于基建项目投入，2009年地方政府负债节节攀升，不可能将保障性住房当做正业。虽然中央政府将保障性住房与地方官员政绩挂钩，但管得了一时管不了一世。

　　如果今年保障性住房照预算增加三分之一，资金总量达到两千多亿，请问钱从何来？所以，我对房地产市场的建议是，应该大建低价普通商品房，增加居民的创业与就业空间，建立多层级的健康的房地产市场，减少依赖社会保障的人口。一个13亿人口的大国，剥夺大众创富空间，而由政府对数亿人进行房地产保障，无论如何，这是不可想象的事。即便有愚公精神，也难以做到。

　　对房地产市场的建议是，应该大建低价普通商品房，增加居民的创业与就业空间，建立多层级的健康的房地产市场，减少依赖社会保障的人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