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晓亮：革除育人积弊，是为真正悼念

　　11月1日，北京提前一月迎来入冬初雪。京城2009年的第一场雪，仿佛专为科学界两大巨星的相继陨落而悲戚。

　　10月31日，著名科学家钱学森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稍早一些，著名生物学家、中国生物物理学的奠基人和开拓者、中科院最年长的院士贝时璋先生，于10月29日在京逝世，享年107岁。

　　这一情境，宛如历史的悲情重复——今年7月11日，文化老人任继愈和季羡林先生，同天辞世。更让人怅然的一幕在于，今天人们对钱学森和贝时璋先生的悼念，竟然也和七月份的那次一样。

　　钱老辞世，人们惊呼“他带走了一个时代”。能“带走一个时代”的人，本身就是一部传奇。钱学森一生荣誉无数，当然，其卓著的成就，不是荣誉所能涵盖的。而对贝时璋先生的离去，只有网站上的一条不长的新闻。

　　联系到数月前，任、季二老仙游之后的悼念场景，不得不承认：这一幕何其相似乃尔！正因如此，我们不妨思索一下祭奠的含金量，不能纯粹为了祭奠而祭奠，否则岂不有辱先人？同为学界先驱，为何悼念规格迥异？是一句知名度不同就能敷衍塞责的吗？若只认知名度，岂不等同于娱乐追星了吗？

　　当然，当外国大师级人才去世，也会有举国痛悼的场面，只是我们的纪念方式也有不同。他们无论人文类还是社科类的大师，生前和身后受到的礼遇大抵是相同的，这样的社会才会有一个正常的学术氛围。

　　而我们这里，以任、季和钱、贝几位长者的遭遇来看，显然有所差别。而有些引起全国性悼念大潮的，又未必是直指其治学的终极人文关怀，而可能是被掺杂其中的权力或行政因素所裹挟。

　　那些科学界和文化界的老人，一生治学矢志不渝，堪称中国知识界楷模。可悲的是，假如没有权力的“面子”，其学术的“里子”或许直至其谢世，也难引起社会足够的关注。而那些身后备享哀荣的，也多是被权力因素架上高台，倘若在生前，他们可能是坚辞不受的。就如梁文道所言：“不妨老实承认，虽然人人都称季羡林先生是大师，但我们绝大部分人根本就连下这个判断的资格都没有”。

　　此外，哀悼中，我们与外国相比还有深藏于心的隐性不同。那就是在“国失重器”的悲恸之外，关于后继乏人的深层隐忧。季羡林曾被称为“中国最后的大师”，现在钱学森离去，又该如何形容这举国之悲呢？

　　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讲，这种一哄而上的纪念，也像是一种群发性焦虑，在特殊时间节点准时爆发，表达的都是对于大师级人才“绝代”的切肤之痛。生老病死，具有不可抗性，这谁都明白。没有哪个大师可屹立世间两个世纪。只要有后起之秀，渐次接位，人才的培养和大师终老一样正常，那就没有特别的遗憾了。

　　“中国何以不出大师？”钱老生前痛切的质问，亟需解答。这需要剖析权力和学术的关系。从可持续性上讲，权力之于学术、科研，不应仅对硕果仅存的学界泰斗，进行国宝级呵护和超国民待遇，更不能树立一两尊权威，供后人膜拜。因为学术的终极关怀，永远是追求真理和普世性的价值信仰。而追求的起点，则往往是通过与权威的挑衅性对话迸发出的创新火花开始的。

　　权力以谦卑而理性，尊重学术自治规律，以国家权力为高校和科研院所、民间学术团体，提供公平有序的制度环境，除此，就是保障健康的学术秩序不被滋扰破坏，而学术的力量会以自身的生命力作出反馈回报。

　　只要确立良性的人才培养的体制环境，我泱泱华夏，出几个如钱学森、季羡林般的不世俊才当非难事。这个道理，不难明白，领导又何尝不懂呢。关键是能不能从权力自省开始痛下决心，有没有从根本上革除学术行政化积弊的勇毅和坚韧之心。这才是对大师们的最佳悼念方式，否则，我们只能跌入魔咒，当大师辞世时，只能不断以悼念之名，咀嚼“大师”后继乏人的尴尬和苦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