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鲁格曼：气候的预言

　　每隔一段时间，我就会对地球的命运感到绝望。如果你一直关注气候科学，就会明白我的意思：我感到我们正在冲向灾难，但没有人愿意听这样的话，或去做任何事情来避免它。

　　情况是这样的：我可不是夸大其词。现在我们听到的一些可怕的警告并不是稀奇古怪的胡言乱语。它们是由顶尖的研究人员设计的最广受推崇的气候模型所进行的预测。过去几年来，对地球的有关预测已经变得越来越糟糕了。

　　是什么推动了这一新的悲观情绪？部分原因即在于，某些预测发生了变化，如北极海冰面积的减少比预期的要快得多。还有部分原因是，有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反馈循环系统显示，人为的温室气体排放所造成的影响要比以前认识到的更大。例如，人们早就认识到，全球变暖将导致冻土融化，并释放出二氧化碳，从而导致气候变得更加温暖，但新的研究表明，冻土中的二氧化碳含量要远远超过以前人们所认为的，这意味着反馈效应要比以前预测的大得多。

　　结果是，全体气候科学家都变成了凶事预言家卡珊德拉—有能力预言未来的灾害，却没有能力让何人相信他们。

　　我们也并不只是在谈论遥远未来的灾难。可能到本世纪下半叶，全球气温真正出现上升的情况也不会发生，但在此之前很久，会有大量破坏气候的情况出现。

　　例如，《科学杂志》2007年刊登了一篇题为《预测模型显示西南北美的气候即将变得更加干旱》—不错，是“即将”。此外，该杂志还报道了“一项对气候模型所达成的广泛共识”，即长期干旱所带来的沙尘暴现象，将在数年至数十年之内给美国西南部带来一种新的气候。”

　　因此，比方说如果你住在洛杉矶，并且喜欢澳大利亚悉尼上周出现的红色的天空以及令人窒息的灰尘等景象，你也没有必要去那里旅游，因为在不久的将来这些景象就会出现在你身边。

　　现在，对于这一问题，我必须作出强制性声明，即任何个别的气候事件都不能归因于全球变暖。然而，问题是气候变化将使澳大利亚沙尘暴这样的气候事件变得更为常见。

　　在一个理性的世界里，即将到来的气候灾难将会是我们的政治和政策所关注的主要问题。但事实显然并非如此。原因何在呢？

　　部分答案即在于，很难让人们把关注的焦点集中在此方面。纽约人可能还记得今年4月份超过华氏90度的热浪，这样的气候波动，即便从全球层面来说，也足以使平均气温出现严重的逐年波动。因此，任何一个创纪录的高温年份过后，通常都会出现数年较为凉爽的年份：根据英国气象局的资料，1998年是迄今为止最热的一年，尽管美国宇航局可能掌握了更好的数据，认为最热的年份是2005年。而这一切都太容易得出一个错误的结论，即危险已经过去。

　　但我们忽视气候变化更重要的原因是，阿尔·戈尔（Al Gore，苹果公司董事，美国前任副总统，因其长年在环保方面的贡献，而于2007年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同时他的奥斯卡获奖影片《An Inconvenient Truth(难以忽视的真相)》也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是对的：这一真相太难以忽视了。与传说的相反，应对气候变化所带来的威胁不会给整个经济带来灾难。但是，它会给经济重新洗牌，会伤害某些强大的既得利益者，尽管它创造了新的经济机会。目前，传统产业已经集结了大批游说团体，而未来产业却没有。

　　这不仅仅是既得利益的问题，也是一个固有观念的问题。30年来，在美国占主导地位的政治意识形态一直赞美私营企业并诋毁政府，但气候变化是一个只能通过政府行动才能解决的问题。许多右翼人士非但不承认其哲学的局限性，反而否认问题的存在。

　　因此，我们把人类面临的最大挑战摆到了一边，充其量也只把它当成一个政策问题。顺便说一句，我不是说奥巴马政府把推动医疗改革放在第一位是错误的。在明年11月前向选民们显示实际成果是很有必要的。不过，气候变化立法最好是紧接在医改后下一个要推动的事项。

　　正如我在上一篇专栏里所提到的，我们有能力做到这一点。即使在气候模型建立者已经达成共识，认为气候所面临的威胁比我们所认识到的更为严重。经济模型建立者也已经达成共识，认为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成本比许多人所担心的要低。

　　因此，现在就该采取行动了。严格说来，我们已经浪费很多时间。但晚开始总比不开始好。

　　作者系诺贝尔经济学奖2008年度得主 李莉莉 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