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抑房价还需走出城市经济结构迷思

　　只有在退潮时，才知道谁在裸泳；只有对房市的认知回归理性后，才能真正摒弃地方利益诉求的冲动，俯身向民生回归。一个政府力挺房价的时代似乎正渐行渐远———继北京、广州、南京等一线城市的政府官员，相继表态要“平抑房价”、“不救市”后，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副部长齐骥近日也表示，不支持高房价，希望各地增加普通商品住房的供应，满足那些自住需求的购房者。

　　政府不约而同表达出要与高房价“决裂”的姿态，无疑是民生的福音，更是政府让利于民的郑重表达。特别是此次住建部还提到地方企业高价购买土地的问题，实际也正指向了一直以来房地产与地方利益纠葛的根本———土地供应和房地产税费问题。此前闹得沸沸扬扬的房价与地价之争，以及开发商公布的房地产成本清单中占据20%的行政税费，实际都描绘出了植根于城市经济脉络的地方利益本源。因此，表态与高房价“决裂”，实际也正是抑制自身利益冲动、准备还利于民的过程。以此观之，政府的此番表态的确值得民众期许。

　　这不由让人想起几月前俄罗斯总理普京要求政府平抑房价的表态。针对俄罗斯房价远超出民众购买能力的现状，普京认为“政府是住房市场的主角”，应让普通俄罗斯人能买到便宜住宅。当然，普京此番表态不止是迎合公众的政治姿态，他还亮出了价格调控的“底牌”：适合大众居住的经济型住房（莫斯科地区）每平方米价格不应超过3万卢布(约合950美元)，而房价至少应让40%的民众负担得起。普京此番具体到房价底线的喊话，虽在制定方式上尚存争议，但却体现出政府的利益让渡，以及视住房为政府公共服务的民生姿态。

　　反观国内房地产现状，缺乏公共保障、完全放手的操作模式，让民众在不断高企的房价里挣扎颠沛。而土地财政、房地产增长对地方经济的拉动作用，以及房地产税费对地方财源的重要支撑，又不断驱使一些地方政府放任房价，甚至衍生出“百官卖房”、“买房爱国”等地方行政之怪现状。一些地方不仅在房价抑制上疲软乏力，在民生保障的廉租房建设中也不愿过多投入，经济适用房上更是丑闻迭出。这不得不让人审视权力真正让利于民的力度，以及完善住房保障的决心。

　　而仔细审视近期屡次见诸媒体的政府平抑房价表态，也无外乎都停留在一线城市乃至国家部委的层面。毋庸置疑，这些地方想必已经逐渐走出了房地产市场的地方迷思，开始学着抑制自己的房地产财政冲动，考虑地方利益向民生的让渡。当然，更深层次的原因或也在于，这些一线城市找到了新的经济发展方向，并积极地进行着经济架构的调整，而不是让房地产独占城市经济支撑的半壁河山，从而在经济架构的转圜中，找到为民谋利的动能。

　　实际上，一味将房地产放逐于市场化并不彻底的市场上，并试图从中寻求地方利益的最大化，早已被证明是无法迎来民意的回归的。立足于现实，“不支持高房价”也不止是克制地方财政冲动，让渡出既有的地方财政利益，更是让住房逐渐回归“准公共产品”的本源，让每个人都能感受到“居者有其屋”的政策暖意。当然，更重要的还在于，改变城市的经济结构，找到城市发展的真正核动力，从而减轻城市的房地产财政依赖。也唯有如此，“不支持高房价”才能真正得到践行，过度依赖房产财政的二三线城市尤其需要认真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