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金融危机影响下，农民收入大幅增加看来是一个误会，但产生误会的根源显然不在于民众。其实，相对于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农民收入的增幅下滑更大，说明金融危机对农村的影响远高于城市。

　　国家发改委日前公布了上半年农民增收的情况。数据显示：上半年农村居民现金收入人均2733元。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8.1%，增幅比去年同期放缓2.2个百分点(据8月11日《南方农村报》3版报道)。但考虑到上半年GDP增长7.1%。这预示着，农村居民现金收入增长近10年来首次超过了GDP增幅。

　　其实，国家发改委的这一数字，只是对7月24日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上半年农村居民收入的“拷贝”而已。这一数据在公布伊始，就遭到了外界的普遍质疑。很多人认为，在金融危机的影响下，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农村居民高达8.1%的现金收入增幅和个人的实际情况有很大的出入；在农民工大量返乡，猪肉等农副产品价格下降的情况下，现金收入却出现了大幅的增长，的确不符合正常的统计逻辑。

　　对于外界的质疑，国家统计局于8月7日公布了《关于上半年农村居民现金收入的说明》。相对于以前统计机构对外界质疑的沉默，国家统计局能很快做出回应，这无疑是一个值得称道的进步。国家统计局的《说明》首先表明，这是一个样本数为6.8万户的抽样调查统计，从数据调查的过程看，历经县、省到国家统计局最后“超级统计”的过程。因此，数据本身最终的真实性不仅取决于样本的代表性，更取决于县、省两级地方政府数据的真实性，但总体而言，相对于7月24日疑点诸多的“数据”，统计局的《声明》已经明显在淡化“农民收入增幅超过GDP”增长的意义。

　　首先，我们看到，尽管上半年农村居民人均现金收入实际增长8.1%，但增速同比下降11.7个百分点，增速为近六年来最低。其中，工资性收入增速下降9.5个百分点；家庭经营收入增速下降13.4个百分点；财产性收入增速下降14.1个百分点；转移性收入增速下降8.7个百分点。这说明，在金融危机的影响下，农村居民现金收入增速事实上在大幅回落，这起码符合金融危机下收入走向的基本逻辑。

　　其次，分析一下农村居民现金收入的结构就可发现数据产生的奥妙。其一，工资性收入人均954元，同比增长8.4%。其中，农村居民务工收入人均849元，增长8.2%。在大量农民工就业问题尚未解决之前，工资性收入却有高达8.4%的增长，这个数字非常令人生疑。其二，应该看到，上半年支撑农民现金收入能够维持在8%以上的主要原因是财政的转移支付。很显然，尽管转移性收入对收入增长的贡献只有22%，但其增速高达31.4%，成为收入增长的第一主力。而转移性收入主要体现在各项支农惠农政策力度继续加大和提前到位，上半年农村居民获得的粮食直补、农资综合补贴、良种补贴、农机具购置补贴等“四项补贴”人均达57元，增加18元。

　　第三，应该明白，现金收入不等于人均纯收入。我们在统计农村居民收入的时候，一般用人均纯收入而不是现金收入的概念。农民人均纯收入的一般公式为：农民人均纯收入=(农村经济总收入-总费用-国家税金-上交有关部门的利润-企业各项基金-村提留-乡统筹)÷汇总人口。人均纯收入是一个净收入的概念。而人均现金收入，虽然不能等同于“总收入”的概念，但起码没有扣除各项费用，只是代表农民上半年的现金流，而不是一个纯收入的概念。用人均现金收入来衡量农民的收入增长事实上很不科学。

　　通过这样的分析，起码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结论：第一，尽管国家在加大支农力度，但在金融危机的背景下，农村居民收入的增速是大幅下滑的。如果国家发改委在公布数字的时候第一时间向民众说明这个情况，就不会产生农民收入“被增长”的通感；第二，农民收入增长的结构仍然不均衡，家庭经营收入和工资性收入所占比例太大，财产性收入在农民收入中可有可无。这样使得农民收入抗风险的能力较弱，系统风险很大；第三，尽管转移性收入增速高达31.4%，但在农民的现金收入中比例依然不大，而且，在社保和养老金等转移支付上，力度依然太小。比如，在搞农村合作医疗和扩大农村最低生活保障范围的情况下，报销医疗费和领取最低生活保障仅仅使人均增加了6元，而离退休金、养老金人均只是增加了10元。

　　其实，在金融危机影响下，农民收入大幅增加看来是一个误会，但产生误会的根源显然不在于民众。其实，相对于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农民收入的增幅下滑更大，说明金融危机对农村的影响远高于城市。而对农村居民收入结构的分析更说明，国家依然要加大对农村转移支付的力度。切不可夸大农村居民收入增速高于GDP增长的意义，作出错误的判断，从而减少对农村的政策扶持力度。原载：南方农村报

　　（作者系北京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