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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南平原:最初的台湾生命线

2009年08月06日08:12 [我来说两句] [字号: ]

来源:时代周报 作者:张伟然
从安平古堡望楼上远眺嘉南平原
从安平古堡望楼上远眺嘉南平原

  嘉南平原因嘉义、台南而得名,它是由阿里山山脉西侧的浊水溪、北港溪、八掌溪、急水溪、曾文溪、盐水溪、二仁溪等一系列河流冲积而成的。作为岛上面积最大的平原,它当然也是台湾最重要的农业区。除了粮食,还曾以甘蔗、盐田而著名。

  站在赤嵌楼上,极目西望,面前一片扶疏的椰林,遮住了望眼。椰林的空隙中,远近高低是一片错落无致的民居。大多数白墙青瓦,气色中透出岁月的风霜。

  不知这些房子什么时候盖的。

资料显示这里原本是台江内海,每当潮水高涨时,可以直达赤嵌楼城下。清初此地六景有“赤嵌观海”,直到清中叶,“赤嵌夕照”仍为此地八景之一。如今,不仅内海早已成陆,就连在它西边与它成掎角之势、当年直面台湾海峡的安平古堡都已四望屋舍俨然,不能不令人兴世事无常之慨。

  这一带是台湾历史的发祥地。1662年郑成功进军台湾,正是在这里接受了荷兰人的投降。小时候从历史课本上知道这一史实,因为语焉不详,还以为是将战败者大卸八块、拖出去喂狗;看到赤嵌楼下那一组题名“郑成功受降图”的雕塑,还有安平古堡陈列室中郑成功与荷兰人缔和的条款,简直大吃一惊:荷兰人虽然落荒而逃,却还是带着足够的人格尊严离开的。可见中国古人并非不愿意照国际规则行事,只是需要一个国际化的环境。

  郑成功将荷兰人的“热兰遮城”改名“安平城”,在此设“承天府”,其位置就在今安平古堡。1683年,郑克降清,统率清军的施琅就驻扎在今台南大天后宫。清廷设台湾府;1887年升格为省,省治台湾府移设台中,此前的台湾府改名台南,至此台北才开设为府。1895年割台,日本人在台北设台湾总督府,这才让台北成为延续至今的全岛政治中心。尽管清末以降首府持续北移,但迄今为止,台南仍然是台湾历史上作为首府时间最长的。显而易见这是拜嘉南平原之赐。

  隐隐的日本乡村风

  嘉南平原因嘉义、台南而得名,历史上,这一带是由闽粤两省的移民开发成熟的。史载其“民非土著,皆泉、漳、潮、惠之人,故习尚与内地无甚异”。

  这条很多人耳熟能详的史料形成于乾隆年间,如今已无法质证它的真实性。时移世易,当我奔走在嘉南平原的时候,非但没有感受到其“习尚与内地无甚异”,相反,我总觉得它在某些方面与日本的风物颇有些类似。

  起先让我产生这一印象的是在台中。落地的当天,东道主中正大学廖幼华教授赶赴桃园机场迎接我们,午餐时,里面的K歌台上有人唱起歌来。是一首日本风味的歌,声音很大。我们赶紧出来,漫步在街市。四周有一点寂静,街道窄窄的,房屋矮小,路边不时有一些日式灯笼漫射出昏黄黯淡的光。低徊间,我恍惚如行走在日本的街道。然而举目四望,形形色色的汉字招牌又分明告诉我这是在中华。廖教授说,那歌者只是个中年人,早年一些上辈人在唱歌时还要弄出些喉音一抽一抽的,那个日本味还要浓厚。

  我们去看布袋港和北港。一路上老旧的柏油路面洁净异常,两旁不时掠过朴素低矮的村庄,景观中露出深重的历史感。无论在田野,还是在海边,风都是硬硬的,一阵一阵拍打着衣襟。地面上清清爽爽,一丝纤尘都没有。那情景,又让我觉得似乎行走在日本的乡间。天那么蓝,云那么白、那么润,仿佛刚从水里捞出来的一般。我想:难怪甲午以后日本要将台湾据为己有,都是环太平洋岛屿带的组成部分,自然景观天然该有些共同之处吧。

  最不可思议的是之后站在安平古堡的顶层。四望是密密麻麻的房屋,杂乱无章,墙一例是粉白,屋顶则是那种简单的几何形,或浅灰、或淡黄、或赭红,掩映在蓝天白云绿树之间,特别绚丽安静。偶尔有一两幢蠢蠢然搭积木式的现代建筑,彼此各行其是,互不牵扯。明艳的色块让我刹那间想起,它们与日本的某些小镇有得一比。

  古老的中华建筑传统

  从安平古堡的望楼下来,在楼梯转角迎面撞上一队幼稚园的小朋友,他们对我齐声高叫:“各各好!”同伴告诉我,叫的是“哥哥”。这个称呼不太习惯,但心里窃喜。出来后蓦地发现,古堡的建材比较特别:竟是红砖。

  红砖不稀奇,在我老家到处都是。所以在那之前我肯定看到过这些红砖,但是没有注意。听过小朋友们那一声大叫,我陡然意识到这是一个文化含量很高的现象。

  在大陆,长江以南的居民本来是不会陶制砖瓦的。土著民居主要是茅屋,或者板屋。史称“民无盖藏”,而且很容易滋生火灾。从唐中叶到北宋初,一大批地方官不约而同地在南方推广陶瓦技术(不知是否当时的形象工程),文献中记载较清楚的有洪州(今南昌)、鄂州(今武汉武昌)、广州(今广州)、峡州(今湖北宜昌)等地。首先在城市。显然,南方民居普遍采用陶制砖瓦正是那以后的事。当时的陶制技术如何史无明文,从存世实物来看,应该是青砖,因为传统民居较发达的地方建材都是青砖青瓦,尚未见例外。

  砖瓦之青与红,从技术上讲,属于两个体系。烧红砖是把窑砌在地面上,用氧化法,烧出来的砖瓦因铁离子为三价,呈红色;而烧青砖则是将窑挖在地下,用还原法,铁离子变成两价,呈青灰色。这一点当然也与燃料有关,烧青砖一般用柴木,而烧红砖主要用煤炭。

  上世纪70年代以前,南方农村陶制砖瓦一般都是烧青窑。之后,才传入一种新的陶制技术:烧红砖。不言而喻,这是因“大跃进”大炼钢铁而造成森林大量破坏、后来又因农业学大寨而造成林木急剧减少的必然结果。现在长江以南农村新建民居一般已没有再用青砖的。

  我惊讶的只是嘉南平原使用红砖年代之早。在赤嵌楼和安平古堡的楼基边,都有一些荷据时代的遗址,用的都已经是红砖。据说荷兰人在建热兰遮(安平古堡前身)、普罗民遮(赤嵌楼所在)二城时,建材都由海外运来,这应该是可信的。那之前虽然已有不少大陆人迁居于此,但这显然不是从大陆传来的技术。

  从清代方志中可以发现,原住民聚落的通名是“社”,而汉人的聚落则多称“庄”、“寮”,极少数称“街”、“市”。所谓“庄”、“寮”的差异不甚明,推测除了规模的差异外,应该是建筑的形式有所不同。“庄”可能主要是一些砖瓦建筑的三合院、四合院,“寮”则主要是一些诛茅为舍的竹木建筑。这代表了民居发展的两个阶段。

  现在嘉南平原上已很难看到“寮”,除有意搭建供参观者外。我们观察到的实用建筑基本上属于砖瓦阶段的传统民居。这些民居普遍采用红砖。饶有意思的是,瓦的表现大不相同。赤嵌楼和安平古堡都用的是红瓦,此外,一些大型公共建筑如台南孔庙和较大的妈祖庙也都用红瓦,而普通民居则一般用青瓦。

  这里面,显然有一个文化的整合。烧青窑的技术,应该传自大陆,它与别处传来的红砖烧制技术交相为用,共同表现建筑中的等级:尊贵的官方建筑、神圣的宗教建筑用色彩艳丽的红瓦或黄琉璃瓦,而普通民居则只用色泽淡雅的青瓦。这充分反映了中华传统的文化精神。

  认识到这些,我猛然醒悟:嘉南平原上的地理景观虽然在某些细微处与日本列岛不无类似,但那只是皮相。从骨子里,它还是泱泱中华一脉。同样是低矮的房屋、狭窄的街道,台湾聚落的空间布局总归比日本宽敞。这种审美意趣上的恢宏,无论如何是与日本判然有别的。

  更为直观的是,台湾的传统建筑非常重视装饰,尤其那些财力雄厚的妈祖庙。雕梁画栋,五彩斑斓,举凡内外墙壁、立柱,通体无一空白。新港奉天宫的屋脊上和廊庑上雕满了以三国为题材的戏剧故事,左边“三英战吕布”,右边“古城会”,整个屋顶远远望去极为招摇。就连宫门两侧的边门、香炉等附属建筑都装扮得极为复杂。朴子配天宫体量稍小,其风格也如出一辙。这两个黑面妈祖庙如此,全岛唯一供奉白面妈祖的祀典台南大天后宫就更进一步,其装饰之繁缛简直无以复加。一般民居虽然不可能有庙宇那样雄厚的财力,但也总尽量地施以雕塑和绘画。这种带着神圣情感的对文化传统的崇敬和张扬,与日本那种崇尚简单、质朴、含蓄、闲寂的深层文化心理是大异其趣的。

  断不了的故国文化

  由此我想到,从1895年到1945年,整整50年,台湾都处在日本人的统治下—半个世纪,最起码三四代人了吧,都在日本的殖民教育中长大,然而,中华文化在台岛不绝如线,靠的是什么?以前我对此难以理解。这次,当我踏上嘉南平原,看到那些黑面妈、白面妈,看到那些刘关张,那些“忠”、“孝”、“节”、“义”巨幅大字,心里不时地漾起一波波暖流:有这些在,还怕故国文化会断根吗?

  无疑,台湾的民间信仰不止有妈祖。在嘉南平原,我们每走过一段,就会看见一座庙宇。其外表特别显眼,用的都是黄色砖瓦,传统的大屋顶样式,装饰特别华丽,一片金璧辉煌,其体量远较一般建筑高大。在其周围,坐落着一些普通民居。显然,这些聚落都是以庙宇为中心进行布局的。廖幼华教授说,这些村子里的居民每年都要给庙里交份子钱,以此建立起一种地域归属。无论移民、土著,一视同仁。这在笔者的地理经验中是很新鲜的。

  1933年,日本地理学者富田芳郎曾著文指出,台湾汉人的传统聚落,南部多集村,北部多散村;其形成因素南部多血缘性,北部多地缘性。我们在对嘉南平原的观察中,确实很少发现散村;其形成因素未及考察,但以给庙宇凑份子钱的风俗来看,即使是按血缘组织起来的村落,焉能说它不同时也是一种地缘性组织呢?

  民间信仰重要,但还只是一个方面。它从清代以来一脉相承,无怪乎更重要的一些文化设施也都巍然屹立。这方面,我想最有标志意义的恐怕无过于台南孔庙了。它始建于明永历年间(1665),为全台首学,康熙二十四年(1685)改建为台湾府学,包括大成殿、明伦堂、泮池等一应设施。在正殿即主祀至圣先师的大成殿中,清朝诸帝的钦赐御匾赫然俱在。

  说来惭愧,读了几十年圣贤书,竟还是第一次进真正的孔庙。小时候发蒙,也算由先伯父主持行了一个仪式—在一个“开”日,跟着他认写在一张红纸上的字—其时“文革”尚未结束,这一切只能在一间暗屋里进行,红纸上写的是语录,当然更不可能有拜孔夫子之事。上学不久,赶上“批林批孔”,成天“孔老二”、“臭老九”不离口,“师道尊严”也成了罪过,哪里还有半点对“先师”的敬意。之后虽然崇尚科学、提倡文化,孔子挨批是不会了,但他老人家的地位,一直在不清不楚之间。

  伫立在“至圣先师”的牌位前,看着空中“万世师表”、“斯文在兹”两块御匾,我心中百感交集。人为什么要读书?读了书以后该怎么样?这一系列问题萦绕在心间,迄今挥之不去。

  倒是廖幼华教授在那次考察中说的一个警句让我一直记忆犹新。她说:“我们一定要让学生知道,人世间有一种品德,叫厚道。”我不知这句话在我的生活中是否能适用。我只能说,我会尽管去试,希望它有用。

  作者系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衡晓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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