抛开爱情、亲情、友情，年仅25岁的深圳富士康公司员工孙丹勇选择了跳楼自杀，原因是丢失一部苹果手机样机。此事一经披露，社会上反响不小，西方主流媒体也前所未有地对这样一位普通中国白领给予了众多关注。

　　孙丹勇自杀，谁之过？苹果和富士康？不论如何他们有责任，即使富士康确实没有对孙丹勇实施非法拘禁、殴打；尽管有分析师声称“（富士康）公司此前怀疑孙丹勇外泄样品，这种可能性尚未完全排除”，但孙丹勇的自杀已经否决了这种怀疑，因为以牟利为动机的窃密者不可能选择自杀一途，只有蒙受冤屈而又极端重视名誉的人方才如此决绝。

　　因为在现行全球化的国际分工网络中，处于核心地位的苹果控制设计、营销等高增值环节，获取绝大部分收益。在国内社会以强势面目示人的富士康实际上只是一家收益率低的代工厂，还需要为争取微薄的代工收益而与全球范围的同行血拼。惟其如此，苹果这样级别的大客户流失对富士康而言是难以承受的。而且此事如果被证明是富士康公司的员工窃密，并且是富士康管理流程中的缺陷导致其泄密风险高的话，那么富士康在代工市场上的信誉将因此而损失殆尽。富士康高管在事后接受采访时称此事“关系十几万人的饭碗”，虽然不无胁迫之意，但至少在一定程度上道出了当前全球化国际分工残酷的现实。

　　另外一个残酷的事实则是，中国和其他东亚经济体已经被西方世界污名，从“侵犯知识产权”到所谓的“不正当竞争策略”，西方利用其舆论霸权给中国和其他东亚经济体扣上了很多帽子。因此一旦出了什么事情，帽子通常首先扣过来，西方则扮演“永远正确”的道德圣人角色。这种局面加剧了富士康之辈面对苹果之辈时的弱势，他们又转过来进一步对员工转嫁“压力”，更直接间接地把孙丹勇这类人推上了绝路。

　　孙丹勇这样一个名校（哈尔滨工业大学）毕业生、名企员工的命运不能不令人震撼——任何群体的劳动者都需来自法制的保护！

　　此外，有关各方应当如何作为，方能减少、消除这种悲剧？我们可以通过劳工权益、企业社会责任等运作，约束企业的“压迫性力量”，这是直接方式。但仅有这种直接方式是远远不够的，只有通过推动国内市场发展壮大、改变以往过度依赖外需的增长模式，我们才能真正改变中国企业在上述国际分工体系中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