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民族主义与技术民族虚无主义背后有着一个共同的不可告人之处，那就是对自己的不自信，千方百计想让行政之手设置更高的进入壁垒，让垄断企业有着更多的理由（尤其是以国家安全的名义）踩死中小企业创新的绿芽。

　　中科院计算技术研究所近日获得MIPS32与MIPS64架构的授权，也间接承认了在“自主知识产权”中使用MIPS指令的事实。悲观者在新闻标题中哀叹《CPU核自主产权战略失败》。但在技术全球化的趋势下，我却将其看成融入全球技术潮流关键的一步，也是龙芯吸引更多外部合作与联盟、走向全球市场的机会。

　　中科院在知识创新工程支持下的龙芯课题组此前一直不承认其使用MIPS指令的事实，这可以理解，有什么比高举“自主创新”的大旗、赢得更多纳税人资金的支持更重要呢？这次不得不向MIPS低头，也可以理解，为了龙芯的市场化、国际化，花了数亿元国家资金，总有责任在市场见个响声吧。而对此不能理解的，则是那些迷信“技术民族主义”的官员与时常为民族自豪感热血翻腾的网民们。

　　技术民族主义和技术民族虚无主义

　　技术民族主义源于这样的信念：经济增长依赖于高科技，而高科技只有是本土企业100%拥有的，本国才能实现100%的控制，才能实现受益；也就是说只有纯种的才是民族的，才是符合中华民族收益的。2004年，互联网实验室出台《新全球主义：我国高科技标准研究报告》，就从这一理论出发，认为我国必须启动一系列自主的高科技标准，包括TD-SCDMA、闪联和WAPI等，“我们的报告就是要代表中国企业发出一个声音，中国应该做自己的标准。”其实这种论调与“中国人应该有自己的CPU” 同出一辙，本质上都是以民族利益为号召，阻止技术全球化。

　　技术民族主义在欧美也同样蛊惑人心，例如有些美国人看到中国、印度每年毕业的工程师比美国多得多，就提出美国人就不应引进中印的人才与技术，而应使用美国本土的技术。这种观点早就遭到创新专家阿马尔·拜德（Amar Bhidé）等人的批评。拜德在自己的《冒险性经济：创新如何在更关联的世界中保持繁盛》一书中指出，科技、人才在全球化的开放格局下会自由流动，就算中国能训练出更多科学家，也无法阻止美国在冒险性经济（Venturesome Economy）的本土市场，利用中国人的发明，开发出更好的商业模型。例如苹果iPod的原型MP3音乐播放器最早是由新加坡的创新公司推出的，但只有苹果公司构架出数字音乐的产业链后，才大赚其钱。而iPhone最酷的触摸屏技术来自德国，核心处理器来自三星，要按技术民族主义的观点，最能创新的苹果怎么能用别人的技术呢？

　　华为公司在走过一段自主创新的弯路后，开始拥抱拜德的理念。笔者所在的达拉斯德州大学与华为美国总部比邻而居，经常有机会与华为外派美国的研发人员交流知识产权的创新策略。在思科起诉事件后，华为加速了专利在国际上的申请工作，在各个产品线正式成立了预研标准部，隶属于各个产品线，下面一般还分设标准专利部、预研一部、预研二部、预研三部、规划部等等，希望通过加大专利申请，提高专利交叉许可授权，减少购买专利的费用。但几年下来，专利量上升很多，但真正能卖出去或交叉许可的却不多，随着业务的扩张，知识产权受到国外众多巨头的侵权指控反而越多。原因在哪里呢？原来全球技术的走向被国际各大标准组织所控制，而这些组织背后都是由各大IT公司操纵，如果你的声音没有在这些组织中体现，你的技术就根本不可能被未来的市场所应用。意识到市场应用才是专利申请的硬道理之后，华为开始调整策略，积极参与国际标准的制定，对预研标准的工作越发重视，工作进程也开始加快，到美国的人也越来越多，以积极跟踪了解业界最新的动态，并将一些原型开发和发明专利巧妙地灌输到国际标准中。华为美国总部隔一条75 高速公路就是北电在达拉斯的研发中心，这次北电破产清算，华为乘机挖了许多研发人才，而北电原来在国际电信标准组织中的发言人现在也跳槽到了华为。华为的经验让技术民族主义者跌破眼镜：积极参与国际标准的制定，可以收集最前沿的技术情报，不仅能使技术研发少走许多弯路，而且能更快地实现弯道超越。相反，闭关锁国，就会有更多的人让你“以市场换技术”。

　　当年，互联网实验室的报告断言，“如果放弃（中国自有）标准，中国的高科技产业，将无法形成自己的产业核心链条，无法建立自己的产业地位，从而沦为初级产品和要素市场，沦为发达国家的加工车间。”结果我们翘首以盼的3G应用整整推迟了5年以上，4G估计也要等运营商赚够3G的钱以后才有指望，很让人怀疑这些声音背后是否有大唐、中科院等利益集团的绑架。而WAPI的中国标准简直是作茧自缚，让低技术成为标准，根本无法在国际上竞争，也限制了本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最后不了了之。对比之下，代表更高技术含量的无线网卡市场上，融合国际技术标准的华为成为全球冠军，iSuppli报告华为今年第一季度无线网卡出货量高达510万张。

　　技术民族主义的另一面则是技术民族虚无主义，其表现形态就是“外国的月亮更圆”，对跨国公司的技术崇拜无比，将自身的市场拱手相让。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工信部及武汉市政府与跨国公司日产在3月份签署了协议书：工信部制定包括充电网络建设和维护，促进电动车大规模使用的综合规划；在2011年日产将在武汉首先推出电动车。奇怪的是，未来的新能源车将需要不同的传动和系统组合，目前日本只有本田和丰田两家公司在研制核心的传动系统、混合动力系统和电机方面有全球竞争优势，日产是日本新能源车里最弱的，其Altima动力系统就是买的丰田的系统。让日产成为制定中国电动车行业标准的唯一主角，根本没有让本土企业在参与标准制定中获取创新的相关知识（至少人家诺基亚、西门子控制的国际通信标准组织还让我们华为、中兴参加），这是比“以市场换技术”更不公平的选拔机制。

　　国家审计署在最近的《国务院关于2008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中指出：引导和支持企业提升核心竞争力的相关政策措施有待进一步完善。以汽车行业为例，国内汽车生产企业大多采取“以市场换技术”的方式与国外公司合资合作，但在技术、品牌、产品制造和营销网络等方面保护中方权益、推进“以市场换技术”的规定不健全，既影响了“以市场换技术”的实施效果，还在一定程度上压缩了自主品牌的市场空间。——让人汗颜的是，这份报告不是出自计委、工信部的技术专家之手，而是出自以数字说话的审计师之手。

　　全球化时代的拿来主义

　　其实技术民族主义与技术民族虚无主义背后有着一个共同的不可告人之处，那就是对自己的不自信，千方百计想让行政之手设置更高的进入壁垒，让垄断企业有着更多的理由（尤其是以国家安全的名义）踩死中小企业创新的绿芽。

　　在技术越来越趋向于“云计算”的今天，政府绝无能力为企业判断技术的优劣、选择未来的技术走向，为此，最好的政府行为，就是开放市场、开放标准、让更多的企业参与竞争。自由竞争是创新最好的土壤。

　　同时，政府之手也可以为新技术主动提供市场需求，鼓励更多的企业参与创新，这就是“以市场播技术”的战略。例如，我国太阳能电池产业产能已经占到全球一半，但由于长期出口为导向，定价权掌握在外国手中。财政部今年3月出台加快推进太阳能光电建筑应用的实施意见及相关补助办法，政府将对装机容量大于50千瓦的太阳能光电建筑应用项目提供每瓦20元人民币的补贴。这项从需求着手扶持太阳能行业的补贴措施，有望吸引逾1000亿元的民间投资，使众多企业参与竞争，这将有助我国在未来三年成为全球主要的太阳能设备市场。正如19世纪的美国经济增长模式从以出口为导向，转向更多地依赖内在动力一样，目前中国也开始着力“向内”寻找驱动自身经济增长的动力，向“大陆型经济”转变，此时“以市场播技术”的战略的意义更加凸显。当然，这个“以市场播技术”战略，建立在一个开放、平等竞争的市场基础上，而非上述在新能源车标准的制定上限制供给、长官意志的市场基础上——那是一个让本土有志创新的企业扼腕叹息、无缘参与的市场。

　　苏小和在《为全球化申辩》一书评论道：“全球化的确能拓宽每个人的视野，增加每个人的权利，今天的部分中国人之所以相比‘文革’时期有了显著进步，正是因为全球化让我们长了见识，我们渐渐变得耳聪目明，渐渐知道了我们自己的真相。所以，那些抵制全球化的人，可能更多的时候是在捍卫国家利益、族群利益，而把每个人的发展放在了相对偏僻的位置。”

　　我不禁想狗尾续貂：技术民族主义者，正是希望将技术创新的真正全球化发展放在相对偏僻的位置。此时，龙芯笑了，MIPS笑了，拜德也笑着给鲁迅的名言加上这么一句：

　　我们要拿来。我们要或使用，或存放，或毁灭......没有拿来的，科技不能自成为新科技。

　　（作者为达拉斯德州大学全球战略管理博士研究生，sunli@utdallas.ed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