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这些名利双收的书市新宠在历史学的后花园里跑马圈地，之余还对花园的守护人出言不逊，备感无奈，却不得不承认：历史不就那么点事儿嘛！
中国史学作为近代学科体系中的国学，作为与古希腊并称的史学传统，作为史官文化统摄下吸纳民族智力最巨的制度性领域，却至今未能建立起一套“属己”的概念术语系统，以致贩夫走卒，三教九流都可以在不必交代入门口令的情况下长驱直入。它在成就大众智力游乐场的同时，却不能不令人质疑它是否确立了一个当代学科起码的学术边界，是否具备了学术“自足与自洽”的品质，是否形成了一种殿堂文化应有的与民间文化之间的张力。
中国的史学传统与古希腊双峰对峙，在理路上却大异其趣。希腊专业的史学著述仅限当代史范畴，或至多补缀少许的能为“理解之同情”所穿透的过往史实。所谓前朝轶事整体上被排入神话的畛域。古典中国的历史叙述正好起步于希腊史学止步的地方，官修史书的制度性惯例专以前朝史为内容。由此产生的旨趣之迥异在史学起源处颇可玩味：如果说希腊史学的诞生意味着“历史神话化”，中国治史走向则是“神话历史化”。只须提及，德国业余考古者海因里希·施里曼仅仅依据《荷马史诗》的上古传奇，竟完整地发掘了特洛伊古城，你就可以意识到希腊神话作为历史的巨大价值。而在中国，一味代前人修史的结果，最终是将史前传说演绎为言之凿凿的信史，以至中国的历史言必始自三皇五帝。
我无意于对这两种史学传统作孰优孰劣的评判，这种评判必然牵涉到的价值预设不在本文的旨趣之内。我想指出的是，置于希腊史学传统的参照之下，“神话历史化”的中国史学惯力必然引向历史写作中“文史不分家”的联姻格局。这种格局从“史家之离骚”（《史记》）起即趋于定型。它的当代延伸则是传媒时代“戏说历史”风气的衍成，是一些中文系教授在“准评书联播”栏目中哗众取宠的学术娱乐化景观的完成。中国史学先天的散漫气质正适合由说书人来呈现。
“神话历史化”，即以历史驯化和收编神话，既粗暴地取消了一种文化的童年，伤及文学的想象力之源之基；又是对史学自身严谨性的戕害，这种戕害之巨之深之不堪回首使谋求学科独立的史学，宿命般地采取了矫枉过正的决绝姿态，不仅远离了文学，甚至远离了人文领域本身。从文史不分家的妇道中解除婚约的历史学转而投向自然科学的怀抱，并甘愿做了后者的小妾。
不必讳言，当代中国史学研究迟迟走不出近代史学独立之初的实证主义阴影。许多史学家自鸣得意于一孔之见，整日埋在故纸堆里皓首穷经地捡拾古人之遗。在史学界，每一个戴套袖的古籍抄录员，每一个持放大镜的文本甄别者，每一个考证文本之间关系的人都侧身科学家之列。他们把信念安放在一份叙述之中，其中的每一句都有一处“第一手材料”作依据；事实上，如此工作并不比集邮或贝类收藏有更大的科学价值。醉心于寻找死魂灵，丝毫无助于对历史的生动理解。只关注已死的过去，那些一去不复返的“事件”；而不是仍旧活在当下的过去，那贯通古今的以改变了的形式被结合在现实中的“过程”。这种症候尤其表现在史学领域方兴未艾的计量化倾向，这一西方史学范式的“明日黄花”，在中国庶几成为历史研究学术性的唯一标志，无统计数字、抛物线图或柱形图的史学著述几乎有愧“科学研究”冠名的正当性。由此形成的悖论是，史学研究的量化倾向比社会学还要彻底。当代社会研究尚且无法做到的量化研究的彻底性反倒在对过去社会的研究中实现了。一个原应是灵性熠动的思辨空间，现在却到处充斥着机械的计算！
黄仁宇在论及中国古代何以不能自发地产生资本主义伦理时，曾把簿记制度在中国传统商业社会中的阙如作为其核心理据。当代的中国历史研究者却为我们的过去补上了一笔笔貌似翔实的会计流水账！
于是，在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汤因比的《历史研究》和年鉴学派的《年鉴》杂志相继摆上西方中产阶级的床前案头，供他们进行智力操练的同时，我们走向类似场所的却只能是《百家讲坛》的讲义稿和石悦的《明朝那点事儿》。那些言而无文、言而无物、言而无人的历史学专著或刊物，则只是学院同行们在敷衍体制内的科研指标时，才去功利性光顾的场所。
但是，历史真的只有那么点事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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