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狱里的监控录像为什么总是“坏”的 ？

    一名在延安监狱服刑的犯人，入监时体检健康，服刑近一年中身体健康状况一直正常，从无就诊看病现象，且改造表现良好。然而，3月6日，这名46岁的史姓犯人在没有任何前兆的情况下死在了监狱的监床上。

家人在太平间里看到史时，发现史脖子上有异样痕迹，全身多处出现连片紫红斑，但监狱方倾向于认定为正常死亡。史妻在与监狱方谈判时，曾多次提出要查看当晚号子里的监控录像，监狱方称没有监控。（3月24日《华商报》）

    又一个生命在被收监过程中消失了。这是今年以来经媒体报道的至少第三起发生在监所内的非正常死亡事件。前二人分别是云南“躲猫猫”事件中的李荞明和陕西丹凤县一高二女生遇害案中的徐梗荣。这三个人不仅都是非正常死亡，而且案发中存在一个共同的现象，那就是：都没有死亡现场的监控录像——要么是监控设施“坏了”，要么是“没有”监控设施。

    现场录像是最具证明力的证据。在曾震惊全国、眼下正在开庭审理的哈尔滨“六警察殴死林松岭”案中最重要的证据就是发案酒吧的监控录像。“录像”就是最直观的“真相”，它可以为保护当事双方的合法权益提供最有效的保障。为了预防刑讯逼供等违法行为的发生，也为了避免司法人员受到无端的怀疑，国家规定公、检、法的羁押、审讯、庭审等场所都要安装监控录像。然而，每当犯人（嫌犯）死亡等恶性事件发生时，偏偏都看不到监控录像的踪影。

    道理明摆着：如果犯人（嫌犯）是因办案人员玩忽职守而死或者是刑讯逼供致死，那么羁押方或办案人提供现场录像就等于“自证其罪”——这是任何“理性”的人都不会做的。对自知难辞其咎的羁押方或办案人来说，最理性的选择就是说录像设施坏了或者说现场没有安装监控录像；如果羁押方或办案人更有“远见”，他们还可以“避开”摄像头，即选择没有监控的地方刑讯逼供。反正羁押或办案现场都是与世隔绝的，有没有监控设施、是不是“坏了”，外人即使怀疑也无法拿出证据。因此，让玩忽职守或刑讯逼供的羁押方和办案人拿出现场的监控录像，在理论上就是不可能的。

    很显然，这里存在制度上的漏洞。那么，如何弥补这个漏洞呢？应该从三个方面着手：一、合理配置司法资源，实行“侦押分离”制度；二、切实落实“律师到场”和“现场监控”制度，即审讯时必须有律师在场、讯问现场必须有监控设施；三、在没有第三方在场的情况下，实行举证责任倒置，即由羁押方或办案人负举证的责任。如果羁押方或办案人拿不出证据，那就作出有利于对方的判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