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躲猫猫”而死的结论为何被嘲讽

　　云南青年李乔明因涉嫌盗伐林木，被刑拘在晋宁县公安局看守所。半个月后即2月12日死于“重度颅脑损伤”，当地警方对此解释是：李乔明在看守所天井里玩“躲猫猫”游戏时，遭到狱友踢打并不小心撞到墙壁所致（2月16日云南网）。此结论一出，舆论哗然，“躲猫猫”迅速成为和“俯卧撑”一样的热词雷语。

　　“躲猫猫”一说看起来确实有点无厘头，但凡事皆有可能，公众不能断定这种无厘头的致死理由在生活中不存在，问题是，公众为什么普遍质疑并嘲讽警方这种解释。

　　我以为，除了致死的理由太“无厘头”外，原因之一是程序的公正性让人强烈质疑。人是关在公安局看守所里受重伤并死去的，警方是这一事件的利害人，由警方自己调查并向外公布，怎能让人信服？其二，由于各地公安机关的权力过大，且在工作中往往因程序不公开不透明，其公信力大打折扣。多数人是生活在经验中，往昔的经验会主导人们的判断。就近些年一些有影响的案件而言，一些人死在警方的控制下，随即被警方宣布为因病而死，家属乃至公众即使强烈质疑，也于事无补。而一些案件真相大白要借助于强大的外力，或者是戏剧性的巧合。

　　“孙志刚事件”即是一例，但还有其他：2007年4月，因涉嫌受贿被羁押在桂林兴安县看守所的青年法官黎朝阳被发现昏迷不醒，送到医院抢救时已停止心跳，当地警方的调查结论是死于“青壮年猝死综合征”。直到2008年5月，当初和他同监舍的黄某在准备执行死刑时，为了立功喊出“黎朝阳死于虐待”，此案才得以重新调查，可至今还未有结论。

　　再回想“孙志刚事件”刚刚曝出时，笔者曾撰文《将对公权力的怀疑进行到底》。由于掌握巨大的资源，在公权力面前，任何人都是弱者，特别在监督机制不健全，丑闻一再曝出的当下，这种怀疑更是成为公众的条件反射。即使李乔明真的死于“躲猫猫”游戏，也不会有人相信。因为有关部门让人相信的信用基础被破坏了。当然，这类结论的出炉多半是某些权力者的一种自我保护方式，公众可以怀疑，但我不在乎你们怀疑。舆论在这样傲慢的态度下，顶多热闹一阵，便恢复平静。

　　在这样的环境下，进京伏阙告状期盼更大的领导关注，或者寄希望出现某种奇迹，是一些沉冤难雪者最后的希望。这样的故事一直在上演，云南被屈打成招判死缓的警察杜培武，如果不是真凶落网招出陈案，他便一直会冤下去。如果不是失踪的前妻心血来潮从山东回老家，湖北的佘祥林也一直会被冤下去。这些情节和400多年前的苏三获救的故事简直一样，靠巧合环环相扣。苏三若不结识王景隆，她便死定了；王景隆若没考中进士，她便也死定了；考中进士的王景隆若非被任命为巡按山西的官员，她更是死定了……这样的小概率事件，几人能碰到？多半人成了冤死的窦娥而非幸运的苏三。明朝天启年间，受到魏忠贤迫害的东林人士，被狱卒残害，对外结论都是“暴病而亡”，若非崇祯登基，拨乱反正，靠平反冤案来收拾民心，这“暴病而亡”的结论又有谁能推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