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军宁：亨廷顿的三重身份

　　对中国政治学界乃至整个学术界而言，刚刚去世的亨廷顿教授也许是当代海外政治学家中影响最大的一位。有趣的是，他对中国似乎没有什么特别的兴趣,我也没有查到他有来过中国进行过任何正式学术访问的记录。本世纪初，我在哈佛流浪期间与亨廷顿教授曾有一面之缘，当时聚会的人很多，我们只是做了简单的寒暄。

　　就像亨廷顿发现人类历史中有三次民主化浪潮一样，亨廷顿的学术立场也在中国掀起了三次小小的浪潮。中国学术界的第一次亨廷顿浪潮是他的《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初版于1968年）一书。这本书在上个世纪80年代中后期来到中国，打开了中国的政治学界认识比较政治学、政治发展研究的大门。政治稳定、政治制度化之类的专有名词也随之流行起来了，甚至还进入了中共十三大的政治报告。但是，从总体上看，这本书的影响主要还只局限在中国的政治学界。

　　中国学术界的第二次亨廷顿浪潮是他的《第三波：二十世纪后期的民主化浪潮》（初版于1991年）一书。《第三波》在上个世纪90年代中后期来到中国。这本书试图证明，民主化是人类文明的大趋势。各国民主化转型的模式各有不同，遇到的种种困难也举不胜举，但是迈向民主化的趋势却是不会逆转的。这本书在中国读者中引起响应者众，但争论很少。这本书来到中国，使亨廷顿的影响冲出了以政治学为代表的中国学术界。甚至许多企业家都对该书抱有浓厚的兴趣，甚至从中寻找行动的指针。

　　由《第三波》一书所引发的第二次亨廷顿浪潮尚未平静下来，第三波亨廷顿浪潮也随着亨廷顿教授《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原书初版于1996年，中译本1998年推出）一书来到中国。这本书把中国人的眼光第一次大规模地引向了当今世界上主要不同文明之间的关系。在亨廷顿看来，这种关系不是一般的关系，是必然要冲突的关系。这一主张让许多中国人惊愕不已。因为在此之前，中国人对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文明和发达民主国家所代表的西方文明之间的关系持这样一种朦胧的看法：东方文明将与西方文明交融共处。所以，该书一来到中国，就受到了巨大的关注，并引起了激烈的争论。这本书使得亨廷顿在中国的影响从以政治学为代表的社会科学界扩大到文化、历史、文学研究等人文学科。许多研究哲学、文化、文学的学者也开始大谈政治学家亨廷顿及其文明冲突论。

　　在亨廷顿的学术主张在中国所引发的三次浪潮中，以“文明冲突论”影响最大、最广。亨廷顿引起了国人对文明间冲突的关注。现在，亨廷顿教授已经辞世，不会再有新写的著作问世。在追念亨廷顿教授去世之际，作为中国当代三次亨廷顿浪潮的亲历者，我也借此机会与读者分享我所发现的亨廷顿教授学术主张的内在冲突，这或许有助于我们通过重新认识亨廷顿来进一步认识中国的发展。

　　为了便于论述，我把亨廷顿教授三本著作在中国发生的三次影响称作“亨廷顿的浪潮”，把他的学术主张的内在冲突及其在中国所引发的冲突后果称作“亨廷顿的冲突”。如果我们把亨廷顿的浪潮与亨廷顿的冲突结合起来看，亨廷顿的立场是前后不一的，对中国的影响也是相互抵消的。

　　在第一次亨廷顿浪潮的代表作《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中，他对世界的民主化趋势是没有多少信心的。他在书中甚至对极权主义政治体制给予积极评价，认为该体制的政治制度化程度很高。而在他看来，制度化程度高是政体发达与优越的重要指标。不仅如此，对于不发达国家如何选择政治发展的模式，亨廷顿先生认为威权政治是比民主政治更好的选项，尤其是现代化进程的初期，甚至认为威权专制是通向民主政治的必经之路。亨廷顿在这本书中对民主政治的保留和对威权政治的暗中欣赏，并没有逃脱中国读者的眼睛。一些敏锐的人士一眼就从亨廷顿立场中找到了亟须的学术资源，于是在中国提出了新权威主义的主张。在这本书中，亨廷顿的自我定位是主张威权专制的马基雅维利，用中国话讲，是威权主义的军师。

　　在第二次亨廷顿浪潮的代表作《第三波》中，作者的立场有了很大调整，世界观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于是，在这本书中，作者站到了威权主义的对立面——民主政治一边。不仅如此，作者还积极为民主转型出谋划策，提出种种策略建议。作者对民主充满热情，对世界的民主化进程乐观，并要置身其中。用作者自己的话讲，他要做民主的马基雅维利，或者说，民主化的军师。

　　在第三次亨廷顿浪潮的代表作《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中，作者又对世界的民主化进程做出了严重的保留。在他看来，世界的主旋律不再是民主转型，而是文明的冲突。这个文明的冲突，不是诸多文明的冲突，而是以英美为代表的西方基督教文明与以中国的儒教和中东的伊斯兰教为代表的东方文明之间的冲突。而且，在可见的将来，这种冲突一直会持续下去，并且看不出任何化解的可能。随之发生的911恐怖袭击，似乎证明了亨廷顿的准确预言。这部著作为包括中国在内的民族主义者和反全球化人士提供了理论依据。这一次，亨廷顿又成了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的军师。

　　回过头看来，亨廷顿，作为威权主义、民族-民粹主义的军师，在中国学界已有响应。亨廷顿在中国是否还有其他用武之地，这才是我所真正关心的。

　　（作者系文化部中国文化研究所研究员，亨廷顿所著《第三波》一书的中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