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理事长茅于轼教授近日发布“粮食安全与耕地保护”研究报告,结论为:中国确保18亿亩耕地以保障粮食安全的观点是错误的,甚至是有害的。
惯于独辟蹊径研究中国问题的茅于轼教授,这次发布的研究报告又是一鸣惊人。
茅教授一直是自由市场的推动者。他的观点是:如果土地能够自由流转,在土地上盖楼还是种田,市场会做出选择。放弃18亿亩耕地红线,既可增加建设用地的供应,使房价降下来;又可使粮价升上去,增加农民的收入。另外,只要中国有足够的钱,粮食保障可以在全球市场上解决。
这种让市场决定土地命运的模式,牵涉到国计民生,我们必须三思而后行。
笔者认为,在执行土地自由流转之初,由于追求更高产出值的缘故,很大数量的耕地势必退出农用,转而成为附加值更高的建设用地。耕地数量的减少,当然可能加速城镇化的进程,失地农民将从原来的粮食生产者,转变为粮食消费者的市民。这个阶段风险是非常高的,一方面耕地减少,势必造成粮食供应总量下降,粮价因此失去稳定,加大我们调控CPI的难度;另一方面万一发生自然灾害,造成大面积减产,更会加大粮食缺口,底层民众或许会因买不起高价粮而出现大面积人道主义灾难。这时再去求助国际社会,一个最现实的问题是国际粮食巨头一见中国缺粮,绝对会提高粮价,坐等中国人上门求购,把我们多年发展积累的财富盘剥殆尽;更恐怖的问题是,即使我们有钱去买高价粮,但每年全球粮食交易量才2亿多吨,而中国每年粮食需求为5亿吨,中国如果缺粮,没有哪个国家能供应得起,最后你有钱也买不到粮食。另外,中国大量竞购粮食,将引发世界上其他缺粮国家的怨恨,中国的国际生存环境将进入恶性循环。
中国传统上是一个以农为纲的社会,这也是我们一直以来保持文明持续性,维持国家独立的主要原因。一旦轻易放弃粮食自给,对中国社会心态,甚至国家意识都是从未有过的冲击。可以预测的是,土地自由流转的远期,通过蚕食鲸吞,绝大部分土地将被极少数权贵阶层所控制,中国重新进入“大地主大资本家”的社会,这是普通民众不愿意看到的。
还有一个我们必须正视的现实,那就是一旦18亿亩耕地红线被突破,中国城市化狂飙突进,我们原本就脆弱的生态环境将发生不可逆转的恶化。到时候,即使我们想发展,也是有心无力、欲哭无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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