罔顾公众实际之所指,以字面意义去解释薪酬,以53.1万元证明薪酬没有高到天价,在今年前11个月利润下降26%之际信誓旦旦强调“调低高管薪酬增速”,不定义为转移视线、回避问题之实质、“顾左右而言它”,至少,也可以定义为“没有厘清中国国情”
侯跃华吧,在一部电影中的台词约摸是:“嗨,哥们儿,我过了靠吃吃喝喝打发日子的年龄了。
尽管相对来说,他们的薪酬肯定不算低,据国资委企业分配局有关负责人说平均薪酬为53.1万元。比之普通公众,应该说,算是很高了。(《上海证劵报》)
比之应该承担的责任,比之特定职位对劳动者的高素质要求,却实在不能算高。央企,往往聘用着上10万员工、资产数百上千亿,一个企业的兴衰荣辱甚至都直接关系到国计民生,而主要领导平均每年领53.1万元的薪酬,当然不能算高。
以某种特别的生活方式衡量,譬如物价高昂的城市里、价值千万以上的别墅,以及著名“奢侈品牌”的服装、10万元左右一块的国际名表、1500元一条的香烟,区区53.1万元税前薪酬,连说“捉襟见肘”的资格都没有,简直是车水杯薪、“这日子没法过了”。
但“过日子”的标准没有降低,日子却没有过到“没法过”的地步。甭说央企的高管,那可都是正厅、副部级别的高干,便是次一些级别的领导,往往也被使用“人肉搜索”的网友们搜索出了以特别方式生活的证据,唯一能够作出的合理解释是:人家根本就不靠薪酬生活。既然人家根本就不靠薪酬生活,更通俗的说法是“工资基本不动,老婆基本不碰”,继续拿薪酬说事,信誓旦旦地保证“调低高管薪酬增速”就没有什么意
义了,甚至使人疑问:央企的高管,还需要支付薪酬么?不支付一分钱的薪酬,削尖了脑袋准备做央企高管者难道不一样像原野上的草一样多、大河里的水滴一样多?(《京华时报》)
公众指叱央企高管、以至整个财政供养群体准财政供养群体薪酬过高,公众的目光,不只盯在了可以摊上台面、写进工资表的薪酬;公众的目光,盯在了巨大的管理漏洞、并因此导致的惊人的上下其手、雁过拔毛、权钱交易空间上;公众的目光,还盯在了以特别的生活方式为代表的高消费、以及以高消费为核心的制度性的挥霍浪费上。是权力真正演化成了“财务一支笔”,想怎么花就怎么花,是为腐败的最高境界:不是将公共资产装进自己的口袋,而是直接成为公共资产的主人。“公私不分,朕即天下”为制度性挥霍浪费的基点。
公众指叱央企高管,以至整个财政供养群体准财政供养群体薪酬过高,公众的目光,不只盯在了可以摊上台面、列入统计报表的业绩;公众的目光,还盯在了业绩的来源、是否完全依靠行政性垄断,如果是,则即便成为了亚洲最赚钱、全世界最赚钱的公司,也不能证明管理者的经营能力、而只能证明行政垄断的敲骨吸髓,不能将敲骨吸髓的恶果当做奖励的标准、直接与薪酬挂钩的基数。
公众指叱央企高管、以至整个财政供养群体准财政供养群体薪酬过高,公众的目光,不只盯在其薪酬是否与国际同类企业接轨;公众的目光,还盯在了其综合薪酬在本国之内与普通民众的差距与国际同类企业高管的综合薪酬在本国之内与普通民众的差距上;公众的目光,盯在与国际同类企业的高管相比,央企高管是否承担起了同样的经济责任,一样受到来自资本所有者或者是代理机构的制约,与企业共呼吸同荣辱、而不是随时能“拍拍屁股异地为官去也”。
国资委对公众指叱的回应,就要从正视公众实际之所指入手;规范对央企高管的管理,真正对公众负责、对属于全体公众所有的国有资产负责,终究也还要从这几个方面入手。罔顾公众实际之所指,以字面意义去解释薪酬,以53.1万元证明薪酬没有高到天价,在今年前11个月利润下降26%之际信誓旦旦强调“调低高管薪酬增速”,不定义为转移视线、回避问题之实质、“顾左右而言它”,至少,也可以定义为“没有厘清中国国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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