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法官为何无保释放陈水扁？

2008年12月16日 释放陈水扁并非等于法官推翻了特侦组起诉书的内容，更不意味着扁家确凿的犯罪事实得以平反，这只是一种司法实践上贯彻无罪推定的程序正义。陈水扁一案审判必须经得起历史的检验，而他的第一步就要从程序正义出发……

    台湾特侦组对陈水扁家族系列弊案的侦结起诉，宣告了这起惊世骇俗的重案已取得阶段性结果。唯独陈水扁竟能获得法官裁定无保释放，对普通人而言，起码在感情上难以接受。但感情是一回事，司法制度又是另一回事。

在台湾法律的语境里，陈水扁被释放的意思是保释，而非无罪。诚然，按内地法律的惯例，犯有重大罪行的嫌疑犯都是要在看守所里关到判决生效，而后移交监狱服刑。但是台湾的法律结构是以包括宪法在内的“六法全书”为基石，其《刑事诉讼法》就是六类基本法的其中之一，而检察官与法官的不同分工也处处体现了权力分立的影子。

特侦组所属的最高检察署，其全称叫“最高法院检察署”，以此类推到全台各级地检署都是如此。在司法机构施行“检审分隶”之前，检察署隶属于“司法院”，各级法院虽也隶属“司法院”，实际操作上却是由“行政院”监督。所以台湾社会直到现在还有不少上了些年纪的人认为“法院是国民党开的”，其实是有历史依据的。到了蒋经国任内的1980年，随着“立法院”通过《司法行政部组织法》变更为《法务部组织法》的立法程序后，检察体系开始与法院系统脱钩，台湾逐步恢复审判机关独立的法律秩序。自此以后，检察官是名正言顺的公务员，各级检察署隶属“行政院”法务部，各级法院则归“司法院”管辖，行政权与司法权互为杠杆的平衡机制延续至今。

由此，具体到陈水扁被释放的个案上，特侦组代表检察系统行使案件侦查权，在这个阶段为了办案的实际需要，检察官可依据已掌握的证据向法院提出声请羁押的请求，法官则依据检察官提交的证据判断是否应该羁押被告人，这个阶段的主导权在检方。但是，一旦检方正式对被告提出公诉，那么案件的法律程序就进入了法庭审理阶段，是否继续羁押被告人，主控权在受理法官。

台湾《刑事诉讼法》里还有一个法律名词：交保，他的意思是被羁押人交付押金后，换取在该案件调查期间的个人人身自由，押金（交保金）要押多少，则要视案情轻重由法官决定。交保机制的存在其实是落实司法人权的指标之一，这项制度的确立就是为了防止检察官滥用权力，随意羁押嫌疑犯，造成无罪推定下的公民人权遭受侵害。

在陈水扁交保案的法庭审理中，检察官认为释放阿扁会对证人的供词起到负面影响，而主张继续押人。但《刑事诉讼法》明文要求检察官必须拿出证据证明，阿扁出去后会干预司法公正，但到目前为止特侦组仍然缺乏说服法官继续羁押陈水扁的证据。本案中的受理法官据此裁定，在以限制住居、出境、出海及被告于审判中应遵期到庭的条件下允许陈水扁交保。

不过也有电视名嘴和国民党“立委”指控受理法官的政治立场是深绿，所以故意偏袒陈水扁，而会有这种解读也源自于台湾《刑事诉讼法》的“自由心证”原则。两岸四地中除香港承袭了英国的普通法系，内地、澳门、台湾都是大陆法系，台湾则在其《刑事诉讼法》第155条明文规定：“证据之证明力，由法院本于确信自由判断。”而自由心证就是大陆法系判断证据的重要原则。然而任何法律都不可能约束法官断案时，心中不能有蓝绿颜色，当政治想象掺杂进司法程序中，所谓司法独立也就是一句废话了。

台湾检察官权力之大曾一度造成冤假错案频繁发生的司法悲剧，检察官代表政府当局提起公诉，却由于检察官个人的法学素养良莠不齐，使得公正的守护者变成人权的迫害者。事实上，台湾社会一直都在尝试如何取得侦查案件与保护人权之间的公约数，只是分寸拿捏的难度之高，往往令司法机构吃尽苦头。

释放陈水扁并非等于法官推翻了特侦组起诉书的内容，更不意味着扁家确凿的犯罪事实得以平反，这只是一种司法实践上贯彻无罪推定的程序正义。陈水扁一案的历史意义，使得审判必须经得起历史的检验，而他的第一步就要从程序正义出发，这样办下来的铁案，才能令人心服口服。

（作者为台湾问题搜狐特约评论员，未经许可，不得转载）